真实的唐高宗：李治是被历史误解了吗？（萧家老大）
唐高宗李治，唐朝第三任皇帝，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九子、嫡三子。李治与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同为长孙皇后所生。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李治被封为晋王。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李承乾被废，李泰也因罪被黜，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治被立为太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七月即位，时年二十二岁。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逝世，葬于乾陵，谥号天皇大帝。
一般，史家认为，唐高宗碌碌无为。事实上，在他上台之初的永徽年间，他的文治武功并不输与任何一位唐代帝王，故史称“永徽之治”。只是后来由于的身体原因，被武则天执掌了权柄，方才变得碌碌无为的。
李治本人慈祥、低调、俭朴，不喜大兴土木，不喜游玩打猎，性格中有软弱的一面，与四兄李泰争太子位时，也曾流泪哭泣。
李治在位长达三十四年，身体一直不好。高宗“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大唐新语·谀佞》载，“高宗末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 。 史称，是因太宗去世，他哀毁过礼，即落下疾病。
由于高宗体弱多病，在他执政后期，李唐政权被武则天的武周政权所替代，所以，一直以来声誉遭到史学家的贬低，以致给后人留下懦弱的印象。
其实，唐高宗在执政前期贡献颇多。太宗末年，辽东战役已使“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岌岌可危。高宗未及正式登基即下令，“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九月，下令所占百姓田宅还给百姓，刺激了社会生产力，使被破坏的生产关系得以恢复，农业经济得以发展。灭西突厥、将倭国势力逐出百济，征灭高句丽，帮助新罗统一朝鲜半岛。这一时期，大唐政治清明、疆域辽阔、经济繁荣、国家太平，被史家称为“永徽之治”。
他还有知人之明，身边诸多贤臣如辛茂将、卢承庆、许圉师、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戴至德、张文瓘、魏元忠等人大多是自己亲自提拔的。
在处置危及皇位安全的重大事件中，也未见昏懦和缩手缩脚。最有代表性的是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他处理宗室近属的谋反案件：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与驸马房遗爱(房玄龄之子)、巴陵公主的驸马柴令武、高祖女儿丹阳公主的驸马薛万彻、高祖六子荆王元景等人，对高宗即位心怀不满，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发动政变，共举自称有做皇帝征兆的荆王元景为帝。事情败露后，高宗即命长孙无忌调查，房遗爱声称，太宗三子吴王李恪是主谋。唐高宗果断下令：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斩首；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自尽。同时，又有一大批人：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江夏王李道宗等被流贬岭表；吴王李恪之弟被废为庶人；房遗爱之弟遭贬；薛万彻之弟被流放；株连很广。其中，虽然有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毕竟也是假手皇帝。高宗如此处理事情的手段，如何会容忍武则天“专作威福”的作风。
唐高宗时颁布的《唐律疏议》，又称《永徽律疏》，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典型的封建法典。代表了人类封建文明史法制最高成就，成为亚洲国家立法的典范与来源。
从他对于长生之术的冷静态度和对医学的信任来说，比起乃父太宗也胜出一筹。高宗身体状况一直不佳，对于御医的治疗，他都能够积极配合，即使是在他的头上扎针流血也不介意。另外，他还命令宰相组织名医修订了《唐本草》问世。对于胡僧的长生药从不迷信，他说："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这与太宗服食丹药而死形成了强烈对比。也就是说，即使把他和唐太宗的个人风格做一比较，说他“昏懦”也很不客观公平。对待疾病有着科学的态度，曾说过，“果有不死之人，今昏安在？”
到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全国人口从贞观时期的不满三百万户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户，粮食大面积丰收，洛州地区粟米每斗两钱半，粳米每斗十一个铜钱。“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开始，“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有时即委托皇后处决。
纵观唐代历史，如果没有高宗时代的发展、巩固与铺垫，贞观之治就只是短暂的高潮，开元盛世就是无源之水。由此可见，真实的唐高宗是被历史误解了，他其实是一位仁孝、有着雄才大略的英主，只是后期为病所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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