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洛阳》宣传海报
谁家玉笛暗飞声，
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故园情。
这是李白笔下的洛阳。在唐代，洛阳号东都，与长安并立。唐高宗称它“中兹宇宙，通赋贡於四方，交乎风雨，均朝宗於万国”。武则天时，洛阳一度改名神都，武则天独自执政22年，仅2年在长安，其余都在洛阳。
随着马伯庸小说改编的网剧《风起洛阳》热播，唐代洛阳的繁华引起人们的关注，但与同类剧《长安十二时辰》比，《风起洛阳》有不少遗憾，比如布景忽略了城市性格，将洛阳拍成了第二个长安，其实：
其一，唐代洛阳远比长安富庶，商业气息更浓厚。
其二，唐代洛阳多园林，闻名天下。
其三，唐代洛阳也是国际化都市，大量粟特人在那里生活。
其四，唐代洛阳夹洛水而成，是当时天下水运的枢纽，却被拍成小河沟。
其五，唐代洛阳独特的中轴线是城市的灵魂，不宜忽略。
不必要求电视剧尽善尽美，但名为《风起洛阳》，就应扣题，不能随便搭个布景糊弄。毕竟洛阳是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当过1500多年的首都，北宋时仍被称为西京。洛阳并不是长安的陪衬，它与长安是彼此震荡的关系。
那么，唐代洛阳究竟有多繁华？为什么自北宋起，洛阳再没当过首都？洛阳是如何衰落的……种种问题，值得钩沉。
“两都制”在古代是常态
古代中国长期采取“两都制”，周代即以“长安-洛阳”为轴心，主导了后来千余年的沧桑变迁。
古代中原主要军事威胁来自北方游牧人，财富则来自东南，在技术条件有限的时代，如何平衡安全与税收，便成难题。
长安坐落在富庶的关中平原上，东据崤函，南守武关，西拥散关，北有萧关，随时可占据富庶的巴蜀。关中平原地势高，西出函谷关，“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但中原势力难控制长安，长安也难控制中原，易成华北、山东、辽东割据之局。且关中平原狭小，难养活一国之都。
洛阳居“天下正中”，水运发达，足以号令中原，洛阳所在的伊洛盆地中，40%是山地，向称天险。但伊洛盆地的山多属丘陵，高度仅几百米，沟谷多，敌军易渗透、迂回，“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定都洛阳，缺点是难控制西北、巴蜀，但洛阳文化发达，历代君主多有“洛阳梦”。
各有优势，只好两都并立，西周时，长安名丰，或称镐京，是宗周（国都）；洛阳是成周（也是国都，称成周是为了与宗周有别，另有岐周，是周朝故都）。
《史记》认为西周是“长安主、洛阳辅”，即“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比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只可能在长安。但当代学者多认为，“烽火戏诸侯”是传说，周有十四师，八师在洛阳，六师在长安，显然是“洛阳主，长安辅”。
虽无定论，但西周灭亡后，东周一直以洛阳为都（东周、西周是后代的说法，当时统称为周）。
刘邦为何选择了长安
公元350年，秦孝公嬴渠梁灭周，将都城迁到咸阳，转为一都制。统一天下后，为繁荣首都经济，秦始皇“徙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可人口增加了，关中乏粮，只好从关东、巴蜀运粮至咸阳。
为解除西北军事威胁，也为拓展耕地，秦始皇“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却“地固泽卤，不生五谷”。
秦朝灭亡有竭尽人力的原因，也有经济破产的原因。即“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田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说明一都制不合时宜。
刘邦建立汉朝时，初期倾向于定都洛阳。
秦统一天下后，“荥阳-洛阳”是中原防守核心。荥阳近鸿沟（战国时魏国挖的运河，秦代扩建，将黄河、淮河、泗水连成一体），是南北粮食转运的中枢。刘邦进攻长安，之所以选择绕远的武关道，而非走“连接华北平原、江汉平原与关中平原距离最短的通道，其线路几乎是笔直的”函谷道，因他攻打洛阳失败，为摆脱追兵，不得不如此选择。恰好武关道兵少，被刘邦钻了空子。
经此一战，刘邦对洛阳认识深刻。刘邦的部下也多赞同定都洛阳，洛阳近刘邦老家沛县（今属江苏省徐州市），且咸阳已被项羽焚毁。在名臣娄敬、张良劝谏下，刘邦改变了主意。
一是伊洛盆地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平原则“搤（音如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二是刘项争霸，全靠镇守关中的萧何的资源支撑，此为取胜根本。
“长安主”有利也有弊
刘邦选择“长安主、洛阳辅”，由战略局势决定。
汉初主要威胁来自“东方八异姓王”，即齐王韩信（后徙为楚王）、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耳、长沙王吴芮、燕王臧荼、韩王信、燕王卢绾，所占领土已超刘邦。他们中不少人是名将，出自刘邦属下，自领军割据，刘邦当年为对付项羽，不得已封他们为王。
洛阳处在八异姓王包围中，以此为重心，难免落入东周后期的窘况。
刘邦虽以长安为主，但在位8年，7次到洛阳，他登基就在洛阳。刘邦生前，将“东方八异姓王”一一消灭，用刘姓王代替。
杀功臣杀顺了手，刘邦死时，吕后四日秘不发丧，与审食其（后两字音亦基，刘邦同乡，刘邦父亲、吕后被项羽俘虏时，审食其亦被俘，随行照料，遂成吕后最信任之人，或称二人私通）商议尽诛开国功臣，被郦商所知，劝审食其说：“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
吕后最终改变了想法。
汉文帝时，刘姓诸王发动“七国之乱”，“长安主”发挥出区位优势，至汉武帝“推恩令”，令刘姓王诸子皆有继承权，王国越分越小，“东制诸侯”取得完胜。可国家战略转向对匈奴作战后，“长安主”的缺点充分暴露——关中乏粮，大军入驻，难以支撑。
向关中输粮，成本太高，只能走水运，洛阳的地位陡增。
东汉转向“洛阳主”
汉武帝时，函谷关东扩，移至三百里外的新安（今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东），此即“广关”政策，目的是把洛阳也拉到长安的防守体系中。水路从洛阳到长安仅八百里，却有两大困难。
一是三门峡（今河南陕县东北）的砥柱山，在黄河水道的中间，两边水流湍急，水位高，货船无法通过，只能先把货物卸到岸边，从陆路运到上游，再改航运，成本极高。
二是进入关中平原后，河流均浅，仅渭水可航，但弯曲多、泥沙多、枯水期长，后开漕渠，也只有“岁百余万石”（清代每年漕粮为400万石）。
汉武帝穷兵黩武，“汉军之士马死者十馀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全靠盐铁专卖、均输（国家垄断商业）、收商车税、算缗（财产税，此前已有）、私人不许从事对外贸易等维持。汉武帝去世前，民怨沸腾，遂停止对匈奴战争。
东汉时，转向“洛阳主，长安辅”。
一是洛阳靠近刘秀起家的南阳，易得资源。
二是刘秀属汉室支脉，与刘盆子、刘玄等比，身份上无优势。洛阳是“天下正中”，自古便是帝都，可彰显权力合法性，西汉末王莽就曾想迁都洛阳。
三是洛阳水运便利，能迅速出兵到中原各地。
刘秀曾经商，故东南商业发达，洛阳也便于南北流通。可“洛阳主”也有缺陷，即难控制巴蜀、西北。东汉边患不绝，在西羌、北方游牧人的持续压力下，最终走向大动荡。
辽东取胜 洛阳有功
三国时，曹丕在洛阳称帝，西晋篡魏，也在洛阳。南北朝的北族政权多取两都制，在洛阳、长安轴心上反复摇摆。
选长安，因有关陇贵族，即胡汉混血的军功贵族，有封地，聚拢大量部曲（相当于农奴，可组成私军），战斗力强。选洛阳，因南方经济地位提升，帝王不想受制于旧贵族，会南下定都，北魏孝文帝便定都洛阳。
隋炀帝重修洛阳城，以此为大运河的中轴，目的是对辽东用兵。北朝政权多是“长安主”，导致辽东被高句丽窃据。隋炀帝转向“洛阳主”，因从洛阳出发，水路可达华北，便于运兵、输粮，可惜三征皆北。
唐李渊时，又回归“长安主”，他担心李世民割据，不许出镇洛阳。李世民即位后，曾想移都洛阳。一是在隋末战争中，他在洛阳附近消灭了王世充、窦建德两大军事集团，从此扬名；二是西北突厥等威胁解除后，辽东已成王朝的最大威胁。
李世民三次对辽东用兵，未取全功。唐高宗继位后，在位33年，7次到洛阳，累计待了11年，最终在对辽东的战争中取得完胜。
唐高宗、武则天长期留在洛阳，推动了洛阳的繁荣。武则天曾“徙并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此时洛阳人口应达100万，不亚于长安。
隋代时，洛阳的城市面积为47平方公里，唐代则在原城外增加了新建筑，最多时应有50多平方公里，小于长安的84平方公里。但唐代长安北富南穷，南城内有大量菜园、荒地。
洛阳可不是“土围子”
洛阳自古重商，长安仅东西二市，洛阳却有三市，其中南市“周十一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甍宇齐平，遥望如一。榆柳交荫，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却被《风起洛阳》拍成“商业胡同”。
唐代洛阳有大量粟特人，一是隋炀帝曾在洛阳设市，“引致诸胡，啖之以利，劝令入朝”；二是8世纪上半叶，阿拉伯帝国东扩，昭武诸国纷纷灭亡，大量粟特人来到洛阳，“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
唐代洛阳城分处洛水南北，宫城在西北角，地势高、易防守，城市中轴线从西北宫城延伸，西边面积仅是东边面积的1/4左右，但天际线设计错落有致，绝非《风起洛阳》中的“土围子”。
因“关中本位”，武则天后，唐代又回到“长安主”。关陇集团是地方集团，必守本土。唐玄宗5次到洛阳，会商东北防御，却还是落入“长安主”的困境中——华北诸镇独立。唐代后期，中央财政90%靠江南，洛阳因北上河道淤塞，漕运改走汴梁。
宋人秦观说，唐代设险靠地，关陇贵族堪称柱石，宋代设险靠人，近半主力围护都城，人多食杂，必须设在交通要道。汴梁近洛阳，交通更方便，形成竞争优势。
长安、洛阳相继退出首都地位，标志地理大格局从“关内-关外”的东西结构，转向南北结构，二者“谁主谁从”的震荡也随之消除。名城虽不再是地理枢纽，可它们留下的灿烂文化，让人至今沉醉。拍成《风起洛阳》这样，有点不妥。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 黄逸
流程编辑 吴越
标签： 唐朝持续了多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