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人眼中的唐朝:不仅三纲不正,而且还有“夷狄之风”

纵横百科 114 0

宋朝时有一本书取得了同《资治通鉴》并驾齐驱的地位,普遍被视为帝王读物,这本书便是范祖禹写的《唐鉴》。据说北宋理学家程颐非常喜欢阅读《唐鉴》,他评价道:“三代以后,无此议论”;宋高宗也曾说:“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

范祖禹是司马光的弟子,他们的历史观高度一致,都着重关注历史上的治乱兴废和生民休戚问题,渴望从历史中找到可供后人借鉴的东西。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司马光将《唐纪》部分分配给了范祖禹,由他来写出一本网罗唐朝各种史料的“长编”;然后司马光再对“长编”进行增删修减,最终形成《唐纪》。《唐纪》共有八十一卷,篇幅超过了六十卷的《汉纪》——唐朝成为《通鉴》里着墨最多的朝代,可见司马光、范祖禹对这个朝代的经验十分重视。

范祖禹在写“长编”的过程中,提取出有关“成败之迹”的精华段落,然后对其进行评论、“折以义理”,“额外”写成了《唐鉴》一书。

宋朝人眼中的唐朝:不仅三纲不正,而且还有“夷狄之风”

与《资治通鉴》齐名的著作

宋朝人眼中的唐朝在《进唐鉴表》里,范祖禹诉说了自己的写作初衷,他认为“唐朝于本朝如夏之于商,商之于周”,故而“厥监不远,着而易见”,宋朝人要想以史为鉴,首选的对象就是唐朝的历史。

在范祖禹的时代,宋人对唐朝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唐政之失在于“三纲不正”。例如程颐说:

“汉之治过于唐,汉大纲正,唐万目举。”

又说:

“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也,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

认为唐朝之治尚混有北朝的夷狄之风,从唐太宗起,唐朝就出现“三纲不正”的问题。于父子而言,唐太宗逼迫唐高祖退位、唐肃宗纵容李辅国欺辱唐玄宗、唐宪宗与唐穆宗都有杀父弑君的嫌疑;于君臣而言,安史之乱后,藩镇不奉朝命,河北形如异国。宦官长期掌控宫廷禁卫兵权,能够随意废立皇帝,自唐德宗以后,朝政极度昏暗;于夫妇而言,武则天先后服侍过唐高宗父子,杨贵妃也曾嫁给唐玄宗和寿王。而作为创业之君,唐太宗不仅诛杀李元吉,还霸占了他的妻子杨氏,这与匈奴人的风俗无异。

宋朝人眼中的唐朝:不仅三纲不正,而且还有“夷狄之风”

《唐鉴》起初是为了写给宋神宗看的,所以范祖禹格外关注“君纲”的问题;这本书围绕唐朝君主们的所作所为,进行褒贬评析,指出他们的过人之智以及昏愚之处。与程颐一样,范祖禹也认为唐朝政治混有夷狄之风。

《唐鉴》的开头记载太宗李世民想要起兵反隋,害怕其父高祖李渊反对,于是与裴寂等人密献晋阳宫人以侍高祖,令高祖犯下杀头之罪,以此来逼迫他同意造反。范祖禹批评说“惜乎太宗有济世之志,拨乱之才,而不知义也”,他不仅不知君臣之义,而且陷父于罪,更无父子之义。当然,唐高祖本身也有问题,他宠信裴寂,明明知道对方是隋朝宫女,却不曾拒绝;而且起兵之初高祖还一度称臣于突厥,欲引以为助,全然不顾及体面。作为创业之君,高祖与太宗却不考虑后世的影响,所以范祖禹说:“唐世人主无正家之法,戎狄多滑夏之乱,盖高祖以此始也。”后来,唐朝每经丧乱,必然向异族乞兵——唐肃宗依靠回鹘来平定安史之乱,唐僖宗则重用沙陀来镇压黄巢。

《唐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宋朝人的价值观,宋朝无弱主、没有杀父弑君、没有皇族内乱、藩镇不割据、宦官也不执政,这是以唐朝为鉴而获得的成果。

宋朝人眼中的唐朝:不仅三纲不正,而且还有“夷狄之风”

《唐鉴》与《资治通鉴》存在差异范祖禹认为所谓“治乱兴废皆起细微”,故而人们都不易察觉,要想避免重蹈覆辙,就得研究近代的历史,了解前人的足迹以便“稽参得失,监观成败。”

如果说《资治通鉴》意在“遍鉴”历代兴亡的普遍规律,那么《唐鉴》则专注于近代前朝的直接经验,这是二者在视野上的差别——前者是“历朝通鉴”,后者则仅仅是“前朝之鉴”。

其次,《通鉴》比较偏向“无统论”,司马光也强调这本书“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反诸正也。”《春秋》里具有明显的“尊王”倾向,反复声明“王正月”,并通过贬楚王、吴王为楚子、吴子的写法,来维护已经名存实亡的周王朝。《通鉴》则去除了这层意识形态,对于战国诸王、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的君主都予以承认,他们死时获得怎样的谥号,《通鉴》便如实称呼,不再通过改称来进行褒贬。例如北齐诸帝,各个昏淫残暴,《通鉴》仍称之为“高祖”、“显祖”、“世祖”云云;石敬瑭称臣于契丹,屈辱地割让幽云十六州,但《通鉴》并未擅自给他加恶名,仍是像后晋史书那样称其为“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以此来表明石敬瑭活时安居高位,死后风光大葬的现实情况。这说明《通鉴》坚持客观的历史叙述,不把意识形态、史官褒贬夹杂在史书中,历史是怎么样,史书就怎么写。

《唐鉴》则深受《春秋》的影响。宋朝人认为唐朝的问题在于“三纲不正”,所以武后以母夺子,张后以妻凌夫,致使朝政混乱;当时“君纲”衰弱,故而藩镇跋扈,宦官弄权,所以“重振三纲”就像《春秋》的“尊王”一样,成为《唐鉴》的基本价值观。《唐鉴》复兴了已经被《通鉴》扬弃掉的《春秋》历史观,重新将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引入历史之中,其最显著的后果就是对武周的评价。

宋朝人眼中的唐朝:不仅三纲不正,而且还有“夷狄之风”

《唐鉴》为何否认武周的存在?在历史上,武则天于嗣圣元年(684年)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又于天授元年(690年)以皇帝的身份改国号为“周”。直到神龙元年(705年)她才因政变而退位,重新称太后。武周政权在历史上至少存在了15年,与王莽的新朝相当。

在记载到这两个政权时,《通鉴》虽然并未单列《新纪》与《武周纪》,但依然把那些年所发生的事系于“王莽”和“则天顺圣皇后”之下,并且采用了他们的年号。王莽国覆身亡,没有谥号,故而《通鉴》直呼其名;武则天退位之后,又活了几个月,死时被唐朝追谥为“则天大圣皇后”,可见《通鉴》并未通过去除帝号、贬低爵号等方式来否认新朝和武周的存在。之所以没有称王莽和武则天为帝,只是书中一贯的写法而已——例如,南齐萧宝卷、南陈陈叔宝,在《通鉴》里也都没有被称为帝,因为他们亡国之后分别被封为“东昏侯”和“长城公”,故而《通鉴》沿用他们最终的称号来叙述——这说明,在《通鉴》里并没有去除年号、更改名称以便寄寓褒贬的写法。

《唐鉴》则不同,范祖禹认为武周是一个伪政权,对其不予承认,将武则天的国号与年号一并去除——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全部系于唐中宗名下;认为在唐高宗驾崩之后,历史就进入到唐中宗的年代。

在《唐鉴》里,范祖禹对这种写法进行了说明,他批评《史记》和《旧唐书》单列《吕后本纪》、《则天皇后本纪》的写法,认为这样写有违《春秋》的原则。在《春秋》里,即使鲁昭公被三桓驱逐出国,遭到废黜,《春秋》依然将史实系于昭公年下,并且在后面八年中都记载昭公流亡乾侯的事,直到其离世为止。《唐鉴》效仿这种笔法,将唐中宗视为被驱逐的鲁昭公,在684年武则天将中宗废为庐陵王之后,《唐鉴》仍在名义上保留他的皇帝身份,并且将武周时期的事情系于唐中宗名下,在每年的开头都写作“帝在房州”,以模仿《春秋》的“公在乾侯”。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武周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政权,这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武则天废黜唐中宗是否合情合理合法,这是书生们清谈辩论的话题,历史学家却不必参与其中,他只需要如实记载当时的情况即可。《通鉴》虽未立《武周纪》,但它对武周政权不予置评,并未矮化这个政权,也不曾否认它的存在。《通鉴》依然沿用武周的叫法,称洛阳为“神都”,称年号为“天授”,记载到神龙政变时写作“复国号曰唐。”承认武周存在过的事实。

范祖禹则认为唐中宗继承唐高宗的皇位是天经地义,“《春秋》吴楚之君不称王,所以存周室也;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岂得而间之?”在春秋时代,诸侯的称号都要由天子策封,吴楚之君没有称王的权力,故而《春秋》贬其为子爵;在唐朝,皇帝的位置是以父传子,武则天没有废黜唐中宗的权力,所以《唐鉴》不承认武周。对此,范祖禹还说:“臣复系嗣圣之年,黜武氏之号,以为母后祸乱之戒。窃取《春秋》之义,虽获罪于君子而不辞也。”

相比于《通鉴》,《唐鉴》在这里开了倒车,它为了捍卫所谓“大是大非”的价值观而不承认历史事实。要知道任何价值观、任何意识形态都是有历史性、相对性的,宋朝人认为“三纲”是万古不易的天理,我们却已经视其为封建糟粕;我们又怎能知道自己所坚信的价值观在未来一定能站得住脚呢?因此,在历史中真正万古不易的东西是事实、真相、史实,而非历史观、价值观或史评。

标签: 唐朝历代皇帝

抱歉,评论功能暂时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