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可能需要分两个问题来讨论。
第一个，“《尚书》载：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的问题。《尚书》，原来称《书》，有今文和古文之别。
今文《尚书》，是原来的秦博士伏生，在西汉初口授，弟子们用汉隶记录而成的，所以叫今文。
古文《尚书》，分几个版本，有孔子家传本、汉皇家藏本、河间献王本等，因为是用秦之前六国文字书写的，因此称古文。
古文《尚书》二十八篇，今文《尚书》拆分了一篇，成为二十九篇。但是，不论古文本还是今文本，里面都没有记载本题目内容的《太甲》三篇。
《书》或者《尚书》里，有没有《上甲》篇目呢，还真可能有过。
证据是，战国时期的孟子，在《公孙丑上》和《离娄上》中，有“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句话，并注明引自《太甲》。
此后，《礼记》的《表记》、《缁衣》、《大学》里，也引了《太甲》的只言片语。
以上的引用，并没有提到伊尹放太甲这件事。
一百余年后的东汉，发生了一件事——和帝时期的大臣张霸，自称发现了一百二十篇的古文《尚书》。但是很快被发现，这部书是他伪造的——他把今文《尚书》的二十九篇，拆分成数十篇，再以《左传》和《书序》作为收尾。把戏被拆穿了，但是所谓《百篇书序》流传了下来，还被说成是孔子所做。
再往后，就是又晚了二百多年后的东晋，元帝时的豫章内史梅赜，献了一部所谓孔安国作传的伪古文《尚书》，此书五十八篇。在这部伪古文《尚书》里，有《太甲》三篇。
题目中说，“《尚书》载云云”，大概指的就是伪古文《尚书》所载了。不过，这部书中《太甲》关于伊尹的内容，基本来自《史记.殷本纪》。
第二个问题，关于“伊尹放太甲于桐宫”。司马迁写《史记》，对于《尚书》很重视。前所述及的古文《尚书》二十八篇和今文《尚书》扩展为二十九篇，太史公能够使用的材料，都用上了。
这是因为，今文经学的泰斗人物伏生，就是司马迁的老师。同时，古文经学的翘楚孔安国，也是司马迁的老师。
于是，第一件事，司马迁所引用的不论是古文《尚书》还是今文《尚书》，都没有《太甲》；第二件事，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还参考了许多其他的史料，以及自己在民间搜集到的古史信息。
比如，《书》中可能曾有《太甲》篇章，孟子已经说到了，可是后来佚亡了，司马迁也没能看到。但是，《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伊尹放太甲于桐宫”，就比孟子更早了一百年以上，司马迁采用了。可能还有其他古籍。
甲骨文的出土，验证了司马迁《殷本纪》的高度可信性。因此，现代的学者，对于《殷本纪》中所载伊尹的事迹，绝大多数持认可态度。
《古本竹书纪年》说，太甲被放后，曾自桐潜出，刺杀了伊尹。北宋刘恕在《通鉴外纪》中，斥之为“流俗妄说”，以后也就没人再提此事了。
至于“伊尹放太甲于桐宫”，或许是史上首次“臣放君”，如果“太康失国”不算的话。
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臣放君”，而在于为何“放”，“放” 后又如何了。
如果伊尹放太甲于桐宫，然后自己称王，这也就和“后羿代夏”没了区别。
而伊尹不同。
他是辅佐成汤的功臣。成汤死后，因其子太丁早夭，于是由太丁之子太甲继位。可是，太甲“不明”，暴虐、乱德，于是伊尹不得不放逐太甲于桐。
这期间，伊尹一方面对太甲加强教育疏导；另一方面，又不能令王位空缺，因此扶太丁之弟、太甲之叔丙为“代王”，自己则如《殷本纪》所说，“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他履行的，是“摄政王”的职责。
在伊尹苦口婆心的谆谆教诲之下，太甲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翻然悔过。伊尹又将其迎回，重登王位，并成为一代明君。
对于伊尹这一系列操作，《孟子.尽心上》评价说：“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这是说，毁誉也只在“一念之间”。
太甲重登王位后，仍然倚重伊尹。《诗.商颂.长发》云：“是为阿恒，实左右商王。”《史记.殷本纪》说，“阿衡”就是伊尹。
伊尹的的所作所为有没有可能呢？或许是有的。
西周初年，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其实也是靠周公辅佐的，以致武王的兄弟们发起三监之乱，说周公想篡夺王位，于是有了《尚书.大诰》，周公以一口周原的陕西方言，代成王发布公告平定叛乱。
在已发现的甲骨卜辞中，有关伊尹的占卜共130多条，数量多与很多后来的商王。
从这些卜辞中可以看出，伊尹受到历代商王室的高度尊重，并接受隆重的祭祀——
他能够附祭于商先公上甲和第一位先王成汤；伊尹与上甲以前的先公高祖一样，成为后世商王祭祀、求年、求雨的对象；伊尹与商王受到的祭祀待遇一样。
从祭祀的排列顺序来说，伊尹重于太甲、而“代王”丙又排于太甲之后，这也说明，伊尹先放太甲；然后扶丙为“代王”，他行摄政之职；三年后，又迎回太甲为王，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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