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文化”是夏、商、周三代之前，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一带的一类“铜石并用”文化。
经放射性碳元素断代并校正，她的年代在距今4500年至距今4000年之间。
而目前的史学界共识，夏朝是始于西元前2070年，终于西元前1600年。
这就是说，“龙山文化”时期，就在夏代之前，是在夏朝初期转向“二里头文化”的。
而根据文献记载，夏朝是承接“五帝时代”而来的，那么，“龙山文化”，就是对应于文献中的“五帝时代”了。
那么，“五帝时代”，是怎么转向夏代的呢？
“龙山文化”，又是怎么转向“二里头文化”的呢？
这里，我们来读一份材料，摘自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莉，于《中国文化研究》2018年秋之卷的《文献之外的夏代历史 ——考古学的视角》一文:
尽管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都未见只言片语，考古学物质材料却清晰记录了西元前1900年左右，发生在早期中国的空前绝后的社会大崩溃。
作者张莉
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聚落总面积从218.33平方公里锐减到47.05平方公里。
换言之，“二里头时期”的黄河中下游聚落总数量，仅为“龙山时期”的10.78%左右，其聚落总面积也缩小至“龙山时期”的21.45%左右。
山东地区全境的聚落总数，从“龙山时代”的677处，骤减至“二里头时期”的44处，“龙山之后”锐减幅度高达先前聚落的93.50%。
另一方面，在“龙山时代”之后，山东地区多处龙山时期的超大型聚落，也消失殆尽，如两城镇（面积256万平方米）、尧王城（面积300万平方米）、桐林（面积200万平方米）等；取而代之的，“二里头时代”面积最大的聚落，仅在10万平方米上下。
其时，人口数量及社会组织方式，在“龙山时代”之后的崩溃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龙山时期”的晋南地区，是当时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分布着陶寺（面积280万平方米）、周家庄（495.4万平方米）、方城（200万平方米）、县底（110万平方米）、南柴（110万平方米）等一系列大型聚落。
“龙山时代”结束后，这一地区的最大聚落的面积，骤减至30万平方米左右。
另一方面，这一区域“二里头时代”早期的聚落，大致集中于运城盆地，计算整个晋南地区的聚落总面积，可知其从“龙山中晚期”近2000万平方米，骤降至“二里头时代”早期的不足300万平方米，收缩幅度高达85%左右，是“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时代”转折节点、人口急剧衰落和社会崩溃的又一力证。
陶器是古代社会烹饪饮食、储藏运输等生活生产活动的直接载体，陶器传统的稳定性，同制造陶器的陶工以及陶器使用人群的稳定性紧密相关。
在社会变化相对较为平缓的情况下，不同阶段的陶器传统，以“渐变式”演进，即在陶器风格、功能和技术的主脉络得以传承延续的基础上，有所改变。
然而，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陶器传统的变化模式，却落在了常见的“渐变式”框架之外。
东下冯遗址“二里头时代”早期的陶器，较之于前一时段，出现了制作技术骤然下滑，以及陶器风格、组合截然不同的剧烈变革。
将东下冯遗址陶器传统的这一现象，置于整个黄河中下游的大规模、长序列考古学材料中进行对比，“龙山时代”之后，黄河中下游各地区普遍出现与之前迥然相异的新陶器传统，前后两个时代之间的陶器传统，发生了考古学突变，而并不存在传统的“过渡期”模式，来完成中间的传承和渐变。
通过对洛阳盆地、郑州周边等嵩山南北地区“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时代”早期陶器传统的对比分析，可以明显观察到，后者虽然可见部分龙山陶器器类的传承，但整体而言，在陶质、陶色、器类组合等各个方面，出现了突变，前后两个阶段的陶器传统差别巨大。
此外，嵩山南北地区之外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可普遍观察到“龙山时代”之后陶器传统骤变，较之于嵩山南北地区呈现出的时代差异甚至更为显著。
如：关中东部以及陕西南部商洛地区，“龙山时代”的客省庄二期陶器传统，于“二里头时代”突变为老牛坡传统（或称东龙山传统），和以南沙村为代表的二里头传统。
山东地区“龙山时代”，以技术高超、造型优美、器类丰富的山东龙山陶器传统著称，其中不乏蛋壳黑陶这种工艺和审美登峰造极的陶器，但在“龙山时代”之后，则突变为岳石陶器传统，不仅制陶技术低下，而且器物形制简单粗砺，同先前同一区域陶器传统相比出现了断崖式下滑。
太行山两麓地区，在“龙山时代”之后，也可看到一致的陶器传统突变现象。
“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陶器传统的断裂性“突变模式”的普遍存在，是其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时代共性，与上文聚落材料反映的人口断崖式衰减彼此印证，都是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转折节点（亦即文献体系中的夏代前期限）社会大崩溃的考古学记录。
那么，这场见证于考古学材料的夏代前期的社会大崩溃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
就目前来说，专家们对此并没有清晰、一致的解读。
而本文作者槐荫树下的老曹，试图在这里以一个独特的视角，通过对大禹这个夏朝开创者的先“父”——鲧之身世的透析，来拨开这个历史的迷雾。
关于大禹之先“父”——鲧，人们最清晰的印象，大概是来自司马迁之《史记》里面的记载。
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记载:
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还有《史记·夏本纪》也记载: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
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在司马迁的笔下，鲧是一个“负命毁族”，治水又“九岁功用不成”，而被舜“殛鲧于羽山以死”的脑残儿。
但是，《山海经》的记载又有所不同。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在这个记载中，鲧就没有那么脑残了，他是一个具有弥天之勇，敢于“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而“不待帝命”的英雄。
显然，这个拥有“息壤”的“帝”，不是尧帝和舜帝，而是“天帝”。鲧为了抗洪救灾，敢于跟“天帝”斗气。
而“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这个“帝”，当然也是“天帝”；“祝融”，就是“天帝”手下的火神，也是雷神。
这就是说，鲧是死于雷击，而不是被舜帝处死的。
而《山海经·海内经》又记载:
“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
从这一句“白马是为鲧”，我们就不由自主地会想到，《西游记》里面唐僧的坐骑白马，就是一条小白龙。
《周礼·夏官·庾人》曰：“马八尺曰龙。”
“白马是为鲧”，就是说，鲧其实是一条龙——龙乃帝王之相。
也就是说，鲧的身份是帝王。
事实上，我们看他的这个名号——“鲧”，其实也是透露着帝王身份的信息的。
首先，“鲧”音通“衮”，而“衮”是古代君王等的礼服 。
“衮,天子享先王，卷龙绣于下常，幅一龙，蟠阿上乡(向)。”——《说文》
其次，我们看鲧的原始字形:
这个字的左边是一条大鱼，右边是什么呢？
右边是不是一个“有”字呢？
而在古代，“有”就是尊贵的意思。
如:有莘氏、有易氏、有扈氏、有熊氏、有邰氏、有娀氏、有虞氏、有仍氏、有苗氏、有缗氏、有蟜氏、有夏氏等，都是尊贵的某某氏的意思。
原始的“鲧”字，其实应该是一个图腾或族徽，她后来演变成“鲧”和“鮌”两个字，那就真的是代表一个人的名号了。
《国语·晋语八》曰：“昔者鮌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举之。”
这里的“鮌”，就是“鲧”。
虽然字形不同，一个是“鱼+玄”，一个是“鱼+系”，但是，这“玄”和“系”，都有联系的意思，而且质料都是蚕丝，在古代，那都是只有尊贵者才能够享有的。
而“系”和“玄”的不同，就是一明一暗而已。
“鲧”为明，就是当前与尊贵者有联系之意；“鮌”为暗，就是曾经与尊贵者有联系之意。
事实上，鲧的出身，也说明了他不能不尊贵。
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曰:“鲧之父曰帝颛顼”。
而颛顼是“五帝时代”的第二代帝王，他的文治武功，甚至比黄帝的文治武功还要大得多。
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黄帝是“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
而颛顼则是“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我们注意往北的方向，黄帝是“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
颛顼是“北至于幽陵”，“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显然，黄帝“北逐荤粥”，仗是没有打赢的，所以，才“迁徙往来无常处”。
他是被荤粥人追赶得到处跑。
而颛顼接替黄帝，继续和荤粥人作战，仗就打赢了，他是“北至于幽陵”，并且，“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这里的“幽陵”，是哪里呢？
顾名思义，“幽陵”，就是颛顼世系的北方祖陵。
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想到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
距今5500年，红山文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第一期转变为第二期，形成了一个宗教中心，就是牛河梁文化遗址。
在这同时，中原地区也出现了青台文化遗址，在文化属性上，与红山文化是属于同一种宗教文化。
另外，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也由第一期转变为第二期，被注入了红山文化所特有的玉文化元素。
种种迹象表明，红山文化族群在距今5500年的时候，入主中原，并且，占领了山东。
但是，距今5000年，红山文化却被小河沿文化所取代。
紧接着，距今4900年，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就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早期进入到晚期。
再到距今4800年，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从第二期转变为第三期。
这实际上就是红山文化被小河沿文化取代之后，所产生的连锁反应。
从距今5500年到距今4800，就是文献中的少昊金天氏统治中原的时期。
由于少昊金天氏在距今5000年丢掉了东北老家，进而导致北方游牧民族能够直接侵略中原，所以，生活在陕北地区的黄帝世系，就揭竿而起，将少昊金天氏赶到了山东地区，从而领导所有的中原农业民族，拉开了“五帝时代”中原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争战的序幕。
但是，黄帝世系历经300年，并没有取得对北方游牧民族战争的胜利，反而自己坚持不住，不得不让位于颛顼世系。
颛顼世系成为中原农业民族的领头羊之后，就取得了对北方游牧民族战争的胜利，将北方游牧民族赶出了他们红山文化族群的东北老家，实现了“北至于幽陵”的历史伟绩。
距今4500年，小河沿文化消失，同时，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北上，明显地影响到山东地区，甚至，在陕北的石峁文化，也明显地带着良渚文化的元素。
而石峁文化，是带有陕西特色的“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是从山东地区，取代大汶口第三期文化而兴起，进而影响到整个华北地区的。
这明显就是颛顼世系，统合整个中原地区的结果。
那么，颛顼世系，为什么能够实现比黄帝世系还要伟大的文治武功呢？
我们再看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注意往南的方向，黄帝是“南至于江，登熊、湘”，而颛顼是“南至于交趾”。
黄帝往南，只到达了湖南地区；而颛顼往南，是到达了今天的越南地区。
为什么黄帝只能到达湖南，而颛顼能够到达越南呢？
因为，黄帝世系起源于陕北；而颛顼世系，是南方高庙文化族群的后裔。
早在距今7800年前，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族群，就有一部分来到湖南，开创了高庙文化。
然后，北方的兴隆洼文化演变成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而南方的高庙文化，则四面开花，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长江下游地区的河姆渡文化和凌家滩文化。
少昊金天氏入主中原，并且占领山东，其中，他们的南方同族兄弟凌家滩文化族群，是积极参与，并且功勋卓著的。
《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
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山海经·大荒北经》也记载:
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这里的“应龙”，就是南方的凌家滩文化族群。他们和北方的红山文化族群是同族兄弟。
在少昊金天氏入主中原、占领山东的过程中，他们“杀蚩尤与夸父”。
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北方同族兄弟的善待，“不得复上”，“乃去南方处之”，这才创造了良渚文化。
我们知道，良渚文化非常繁荣，而同时期的中原地区，却非常凋敝。
这就是黄帝世系，不如颛顼世系的原因。
颛顼世系是凭着强大的经济实力，而接替黄帝世系，领导中原所有的农业民族，继续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并且，消灭小河沿文化，将北方游牧民族从他们的东北老家赶走，而“北至于幽陵”。
但是，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被海浸所引起的洪水淹没，于是，颛顼世系就没落了。
而鲧，就是没落之后的颛顼世系的嫡系子孙。
《汉书·律历志》称:“颛顼五代而生鲧”。
《吴越春秋》则记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
而考古发现表明，最早的用于战争的城，就是陕北的石峁城。
所以，石峁城的创建者，就是鲧。
石峁城的本名，应为“石纽”，就是“石头垒起的战争枢纽”的意思。
《史记·夏本纪》“ 夏禹 ，名曰 文命 ” 。张守节 正义引汉扬雄 之《蜀王本纪》：“ 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於石纽 。”
《三国志·蜀志·秦宓传》：“ 禹 生石纽 ，今之汶山郡 是也。”
这些记载，都与考古发现对不上号。
汶山郡，今天的四川汶山，没有夏禹时代的“石纽”遗址。
这实际上是地名移植，是鲧部落的后裔中，有人流落到四川，而将“石纽”的地名，给移植过去的结果。
《淮南子·原道训》记载:
“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
这个历史叙述者，显然是对鲧没有好感，但是，就是他的负面性的叙述，也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鲧所面临的局面是“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
因为得不到诸侯们的支持，所以，鲧只好认命，而禅让帝位于少昊金天氏的后裔——喾。
而禅位之后的鲧，就离开石峁城——石纽，从战争前线退到平静的中原，建立自己的国家——崇国。
《国语·周语下》记载：“其在有虞，有崇伯鲧。”韦昭注：“崇，鲧国。伯，爵也。”
顾颉刚、刘起釪的《〈尚书·西伯戡黎〉校释译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载：
“‘崇’就是后代的‘嵩’，亦即现在河南登封附近的嵩山一带，现在的嵩县，显然也是沿其旧称的地境之一。”
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杂志·崇高》说：“古无‘嵩’字，以‘崇’为之，故《说文》有‘崇’无‘嵩’。经传或作‘嵩’，或作‘崧’，皆是‘崇’之异文。”
但是，后来，鲧又迁移到江苏羽山，并且，被雷电击中，死在羽山。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真是像司马迁所记载的，是“四岳”向尧帝推荐他治水，他治水不利，被发配到羽山吗？
从他的名号(实际上是族徽)为鲧来看，他不应该是被动前往羽山，而是主动前往羽山。
鲧之族徽的含义，就是要入水去抓大鱼，这种精神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
为什么他要从地势较高的中原地区，前往低洼之地的羽山去入水抓大鱼呢？
一个原因，就是他是良渚文化的后裔，良渚文化的毁灭，导致了他们世系的衰落，而这时候，洪水应该是慢慢地在消退，所以，他要回到他的故土，去重整家园。
鲧确实是治过水，并且，因为治水而亡。
但是，他的治水，不是抗洪，而是疏浚河道，重整家园。
不然，就不会有鲧和禹的前仆后继，一定要治水成功了。
如果水势不是在逐渐消退，而是在继续上涨，鲧和禹，不会那么愚蠢地前仆后继，要去和老天爷死耗。
鲧是族徽，禹也是族徽。
鲧之族徽的含义，就是到深水中抓大鱼。
而禹之族徽的含义，就是拴住毒蛇。
蛇是智慧的象征。
由抓鱼变成抓蛇，就表示他们不再崇尚勇猛，而是崇尚智慧。
《左传·昭公七年》记载:
郑子产聘于晋。晋侯疾，韩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寝疾，于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韩子祀夏郊，晋侯有间，赐子产莒之二方鼎。
这段“子产释梦”，表明鲧的家乡——夏郊，是在南方。
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卷上记载：
尧使鲧治洪水，不胜其任，遂诛鲧於羽山 ，化为黄能，入於羽泉 ，今会稽祭禹庙不用熊，曰黄能，即黄熊也。陆居曰熊，水居曰能。
其实，“能”就是“熊”的本字，是因为“能”有了新意，才另造“熊”字以代替其本意。
所以，“陆居曰熊，水居曰能”属无稽之谈。
然而，这个记载也说明，鲧和禹的故土是在南方，江浙地区。
正是因为禹的故土是在南方江浙地区，所以，才会有“涂山会盟”。
那么，涂山会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她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考古发现，陶寺文化，也就是传说中的尧都阳城的文化，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距今4300年到距今4100年，后期在距今4000年到距今3900年(即西元前1900年)。
在距今4100年，陶寺遗址有过一次被破坏，而到距今3900年(即西元前1900年)，它就被彻底毁灭。
值得注意的是，在距今4000年陶寺文化第二次兴起的时候，北方红山文化的旧址上，在小河沿文化于距今4500年消失之后，一直是属于文化空白地带的，到这时，却和陶寺文化的第二次兴起一道，兴起了夏家店下层文化。
而在陶寺文化第一次被破坏的距今4100年，和陶寺文化第二次兴起、夏家店下层文化也一道兴起的距今4000年之间，距今4070年，文献记载中的“涂山会盟”，就产生了。
注意，“涂山会盟”的地点，是在浙江与山西之间的安徽地区。
在这样的考古学背景之下，我们还要关注以下历史文献。
《孙膑兵法·见威王》：
“尧有天下之时，诎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国有四。故尧伐负海之国而后北方民得不苛，伐共工而后兵寑而不起，施而不用。其间数年，尧身衰而治屈，胥天下而传舜。舜击讙收，方之宗；击归，方之羽；击三苗，放之危；亡有户是中国。有苗民存，蜀为弘。”
《逸周书·史记解》：
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古本竹书纪年》: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路史·后记十一》:
稷避丹朱。
《国语•周语》：
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韦昭注：衰，谓启子太康废稷之官，不复务农)。
而“太康废稷之官，不复务农”，应该就是指“太康失国”，后稷因此失去了依靠，所以，他的后人不窋，就“窜于戎狄之间”。
这应该就是在距今3900年(西元前1900年)龙山文化社会大崩溃的时候。
所以，“涂山会盟”的历史背景及其目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了吗？
而后来的“龙山文化”大崩溃，从而转向“二里头文化”的历史迷雾(对应于“太康失国”的历史悬案)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又有没有人能够，给大家说说清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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