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亡的教训，明白统治者不可过分压榨农民；政府要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皇帝要勤于政事，善听正确意见；大臣要廉洁奉公，统治才能巩固。
在初唐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执政者那里，“民为邦本”的传统已经化为用明确概念提了出来的指导思想。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其对为本。”(《贞观政要》卷入务农篇)这环环紧扣的“三为本”的思想，意味着以民本与农本合一为特色的“民为邦本”思想已经成为指导当时执政的主导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导致了在百废待举、民生凋敝几近废墟的基础上创造了初唐贞观之治的奇迹，打开了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通渠。
初唐执政者首先是畏民。唐是在亡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们亲眼目睹了隋亡的全过程，亲身感受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唐太宗经常组织群臣讨论隋亡的原因，他善于纳谏，很大程度上也是吸取了亡隋的教训。唐太宗曾准备修建乾元殿，大臣张元素以乾元本隋初建，乾元毕工，隋朝解体相谏，使太宗猛省。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水能覆舟。”本是荀子的名言，由于太宗经历了隋朝覆舟之变，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成了唐太宗口头禅，不少人误以为这就是唐太宗的名言而忘记了荀子的“版权所有”。(其实荀子也引自“传”，也不是最初的版权所有者)不过也正是这种畏民之心，才使他不得不去重视“民为邦本”。
其次是静民。唐太宗“民为邦本”的指导思想直接产生出抚民以静的治国方略。当时的抚民主要是抚农民，静民主要是安静农民和农业生产。他们通过推行均田，奖励垦荒，改革赋税、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违农时，增殖人口、兴修水利等措施使农民得到修养生息，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发展，从而保护和发展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经济有所发展的基础上，强盛了国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了贞观之治。
史学家杜佑说：“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通典》卷七)粮价从原先斗米匹绢的价格，跌至斗米四五钱，再跌至斗米两钱，这确是难得的治世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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