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朝统治者矮化奴役中原汉人的民族矛盾，是激发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确立汉室正统思想的精神内核元朝统治依靠战无不胜的蒙古铁骑，结束了宋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民族整合，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是元朝饱受诟病的人种等级划分制度，刺激和恶化了民族关系和社会矛盾，为其灭亡也埋下了伏笔。
元朝将其统治下的人民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4个等级，蒙古族自然在所有人中名列第一等，是元朝的“国姓”；第二等是色目人，主要包括西域人，如钦察、唐兀、畏兀儿、回回等民族；第三等是汉人，这里的汉人不是泛指全部的汉人，而是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契丹、女真等族，加上较早被蒙古征服的云南(大理)人，东北的高丽人也被划为汉人；第四等是南人，又被称做蛮人、新附民，这部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主要是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内各族人，也就是淮河以南的南宋人。
罗贯中所处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的时代，他亲眼目睹了汉人、南人在元残暴统治下的悲惨遭遇，作为一名血性男儿，心中自然愤怒异常，他在《三国演义》创作过程中，之所以始终坚持汉室正统，尊刘排曹的思想根源，相当大程度出于对元朝统治者的影射和讽刺。
二、青年时期参与抗元农民起义的军事生涯，是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描写宏大战争场面的实践基础元朝蒙古族贵族的残酷统治和压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推翻元朝统治的斗争如火如荼。惠宗至正十一年，也就是1351年五月，杜遵道、韩山童、刘福通率领白莲教教民和修治黄河的民工在颖州起事，以红巾为标志，后称为“红巾军”。八月，邳县人芝麻李、赵君用、毛贵、彭大等人起义，攻占徐州城。这是红巾军攻克的第一个重镇。彭莹玉、邹普胜、徐寿辉蕲州起义，国号天完，改元治平，开创西系红军根据地。十一月，江西邓南二起义，攻瑞州，被镇压。十二月河南邓州王权与张椿发动起义，攻占邓州、南阳，时称“北琐红军”。惠宗至正十二年，也就是1352年正月，孟海马占领襄阳，称“南琐红军”。
二月，郭子兴等起义于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后加入刘福通起义军。
惠宗至正十三年，也就是1353年正月，盐徒张士诚起兵泰州，袭据高邮，截南北路。
当时元朝四处都是农民起义，其中有几股势力较为庞大，一是朱元璋，一是陈友谅，一是张士诚。朱元璋所部是其中势力最弱的一支。
罗贯中曾经投身于张士诚军中做谋士，经历了南征北战的军旅铁血生涯，这段经历为他以后描写战争场面奠定了基础。《三国演义》中的上百场战争都写得各具特色，无一重复。最精彩的要数赤壁之战，两国交战，却也是三方势力的角力伐谋。军事活动中交叉着大量的外交活动、策反活动，三国时期的谋臣战将在他笔下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三、军事失利、忠义良言不被采纳的残酷现实，是罗贯中无奈退隐、诉求文字以抒胸怀的直接动力在元末农民起义的队伍中，最后的三支最为强大的力量就是朱元璋，陈友谅和张士诚，这种情形与三国演义中的三方鼎立极为相仿。据传，张士诚不听罗贯中忠言之劝，以致错失宝贵战机，以致最后败北。
而在三支起义军争斗过程中，朱元璋表现出了过人的谋略和智慧，为了麻痹元朝，朱元璋还曾送礼物给元朝，表示愿意招安。此后他打败陈友谅和张士诚，立刻与元朝翻脸了。
罗贯中无奈之下，只能选择退隐民间，在明朝初年，郁郁不得志的罗贯中，在明朝朝廷的默许下，以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为蓝本，开始了《三国演义》的创作历程。陈寿《三国志》取材谨慎，文笔简洁，但是以魏国年号为正统的这种写法，不被当时人们接受。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掺杂了很多天命不可知的观念。比如诸葛亮这个人虽然神鬼莫测，可最后还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似乎也是罗贯中对自己壮志未酬的一种自嘲和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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