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雍正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众所周知，雍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勤政皇帝之一，他每天都会批阅大量奏折工作到深夜。
雍正自己都说：“各省的奏折，一日少之二三十件，多则五六十件不等，每本亲自批阅，从无遗漏。”在历史博物馆里，雍正朝现存的汉文奏折有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是41600余件，这个足以证明雍正勤于政。他在位14年，批阅了41600余份奏折是真的。
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大臣们做事也要踏踏实实不应弄虚作假，并直接告诉大臣们：“自己这辈子最憎恨的就是虚诈，最厌恶的就是虚名。”
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是非常厌恶的。
在封建官场之中，多数大臣上报的奏折，都有一些虚假的成分。那些弄虚作假，阿谀奉承的话，可以哄骗那些不务正业的皇帝，但是，在勤政而务实的雍正皇帝面前，却是行不通的。
当时的清朝官场，就有一种陋习，就是：文武百官在自己刚上任的时候，都会上奏说，当地的吏治民生是如何如何的糟糕，然后，过了几个月又会说，通过自己的整顿当地发生了怎样好的变化，从而，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于这些事情，雍正皇帝只会信一半。
古代，奏折用于君臣之间的沟通，是上传下达的工具。而清朝所有文武官员的奏折，都是派专人送到京城的皇宫之中的，这就需要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支持。那么，一个官员一年要上奏几次呢?雍正皇帝在给宁夏道员鄂昌的一条指示中曾这样说道：“如果有应该呈报的事情，就是一个月上奏几次都是应该的;如果没有可奏报的，几年不上奏也可以，我是不会怪罪的。”
并且，除此之外，雍正还反复强调，做事一定要注重务实，而不要过于在乎奏折的上报。可见，雍正是非常注重务实精神的。即便如此，还是会有官员频繁上报，经常是无事找事。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这些官员想通过上报奏折，加深与皇帝之间的感情联络，这就是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对于这样的官员，雍正皇帝都是会严厉斥责的。
一次，时任广东巡抚的年羹尧就一连上了三个奏折。
雍正皇帝在看完奏折之后，说：“这些事情不是早就上报给了其他部门吗?为什么还要再次上奏呢?难道是因为广东没有什么事可报，非要找事上奏吗?这么远的路程，耗费那么多的人力、财力、物力，而上报这些没有用的奏折，到底是什么用心呢?”
作为一个非常务实的皇帝，雍正常常告诫文武官员：“对自己的旨意，要灵活运用，要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去执行，不能一味的去迎合，生搬硬套。”甚至，他还要求一些封疆大吏，不要因为谕旨而影响自己的主见。
这一点，在雍正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谕旨上，就说的很明白：“凡是我的旨意，都要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去执行，可能有的事情适合我这里，而不适合你那里。”对于这些事情的执行也是一样，雍正要求官员：“不能因为他的旨意，而影响自己的判断，影响自己的主见。”
对于这样的事情，雍正很早就发现了，有很多的官员，不管大小事情，自己从来不拿主意，都要看皇帝的脸色和口气行事，而且，在没有得到具体指令之前，他们是不会有任何行动的。针对这种现象，雍正是非常痛恨的，说：“这些人是推卸责任，自己给自己做官。”
雍正在继承皇位一年之后，他更是告诉诸位大臣：“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脚踏实地去办事，做实事，而不是耍花招，讲麻痹人的一些好听的话，去博取一个虚假的美名。自从我登基以来，看重的就是清明的吏治，人民的安居乐业，不是为了留下好的名声。”
不过，即使雍正时刻强调，清朝这么多的官员，也是有漏网之鱼的。
一般官场上，都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习惯，对此，雍正也是反复告诫内外官员：“你们一定要如实上报，千万不能有任何的隐瞒。”对于敢讲真话的大臣，雍正也会特别的嘉奖，当时，川陕总督岳钟琪，就因为“报忧”而多次受到了雍正的嘉奖。
雍正时期，岳钟琪把川陕两省乱摊、乱派的名目，一一进行了整理，并如实上报给了雍正。雍正就称赞岳钟琪：“毫不护短，一片苦心。”还指出：“除了四川、陕西有这种现象外，其他各省也有这种现象。”
随后，雍正就选派了一大批官员，前往四川和陕西，并且，让岳钟琪坚决果断地替换各府州县的不法贪官。
雍正皇帝不仅对大臣们非常严格，对自己也是一样。他对于自己不了解，不能决断的事情，往往不会轻易下结论。
一次，雍正收到了一件有关台湾事务的奏折，他看到之后，认为：其中有许多地方都是可以执行的。不过，他没有立刻下令执行，而是十分谨慎的做了批示：“对于当地的情况，我没有具体的了解，也不是很清楚，所以，不能随便下旨。”
之后，雍正就把奏折转给了福建总督满保，让他与台湾的官员一起商量，根据实际情况去执行。纵观雍正执政的十三年，在国家治理方面，雍正是非常的务实，他不仅是清朝的唯一，更在中国历代皇帝中，也算是非常突出的一位。
从这方面来看，雍正确实是一位非常不错的皇帝。
雍正皇帝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对于惩治腐败弊症、振作朝纲、整顿吏治，确实是一剂切中要害的良药。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革除了康熙皇帝后期遗留下来的弊政，缓和了社会矛盾，还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了清王朝的发展，为他的儿子乾隆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