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北伐，以第一次的形势为最好，却以第一次的受挫为最重。形势的迅速逆转，蜀军不但未能占据陇西，反而遭遇大溃败。形势逆转的关键似乎是马谡在街亭的兵败。若将军事检讨的目光局限于此，往往很方便地将蜀军此次北伐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马谡的指挥不当，进而归结到诸葛亮选将用人的不当。
但这是战术层面的过失，很容易让人遮蔽战略层次的检讨。
诸葛亮本人对此战的检讨见之于他请求自贬的上疏：“臣以弱才，叨窍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怯，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其咎。”
诸葛亮的疏文中确实说到街亭、箕谷的失利对战局的影响，以及自己“明不知人”、“授任无方”，以致不当地任用马谡，造成街亭这一关键性战场的失利。
诚然，马谡应对街亭的兵败负直接的责任。《蜀书·王平传》载，“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于街亭”。《魏书·张郃传》载，“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两种不同背景的资料相与印证，基本可以确定马谡在街亭兵败的战术原因。
但是，仅以诸葛亮错误地任用了马谡、马谡错误的指挥导致了街亭的兵败，来解释蜀汉此次北伐的失败是不够的。
张郃
街亭失守，未能阻挡魏军上陇，固然对战局有影响，但未必会导致蜀军的全面败退。诸葛亮第二次出陇西时，司马懿、张郃的大军也顺利上陇，诸葛亮与魏军周旋于陇上，尚且取得斩首三千级的战果，退军时还射杀曹魏名将张郃。
蜀军显然还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情。《马谡传》载，马谡为张郃所破后，“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王平传》载，马谡败后，“众尽星散”。王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张郃疑有伏兵，才未敢进逼。王平后来还“徐徐收合诸营遗迸，率将士而还”。另据《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诸葛亮在询问何以箕谷不至大败时也说到“街亭军退，兵将不复相录”。
上述史料均显示，魏军反攻时，蜀军发生了崩溃的效应。魏明帝在随后的一份“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的诏书中说，“王师方振，胆破气夺，马谡、高祥，望旗奔败。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惊朕师”。语虽不免渲染，但显然很得意于魏军反攻对蜀军造成的崩溃效果。
蜀军出师时，“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遭到反攻时，为什么竟会发生崩溃呢?
寻常读史，多将注意力放在街亭与马谡身上，以至于忽略了诸葛亮疏文中在战略层次反思的信息。疏中所言“临事而怯”、“《春秋》责帅”，都是援引儒家经典。“临事而怯”，典出《论语》。孔子对子路论将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孔子之意，是说为将者应该“临事而惧”，不可逞匹夫之勇。兵者，国之大事，关乎国家的存亡，关乎千万人的生死，所以，统兵者应该戒慎恐惧，谋定而动。
诸葛亮引《论语》中的话，应该是取孔子之意。诸葛亮是在反思自己未能做到“临事而怯”。有意思的是，后世多批评诸葛亮用兵过于谨慎，诸葛亮却是在反思自己用兵不够谨慎。
诸葛亮
厘清诸葛亮反思的两个层次，他是把未能做到“训章明法”和“临事而怯”作为“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的根本原因。有人将诸葛亮这段话的意思理解为，不能训章明法，以至于临事而怯，所以招致失败。是其不能贯通经史，不知此语所据，因而所作理解与诸葛亮的本意南辕北辙。如此理解，当然也就不能从诸葛亮的反思里去推知此前的战略失误。
鉴于前面所梳理的，蜀军在遭遇反攻时发生“离散”、“星散”、“诸营遗迸”、“兵将不复相录”诸情形，诸葛亮反思自己未能“训章明法”，还好理解;他为什么把未能做到“临事而怯”也作为兵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在曹魏毫无战略预警的情况下，在事前联络凉州诸胡得到积极响应的情况下，诸葛亮兵出祁山，即有三郡叛魏响应，蜀汉北伐，开局大好。消息传来，不惟关中响震，洛阳也一时“朝臣未知计所出”。魏明帝派曹真督诸军驻郿，派张郃统诸军上陇反击蜀军，魏明帝本人随后亲至长安为后镇。
此前，曹真受曹丕遗命辅政，张郃在荆州参与对孙吴的作战。魏明帝此次召用张郃，并未如该年冬再召张郃时那样用驿马——此举意在通过驿传系统以最快的速度将张郃召至前线，军队则就近集结。
张郃从荆州战区启程，率步骑五万驰抵陇山西口的街亭，蜀军却既未拿下陇上的重要城池如冀城、上邽，也未堵塞魏军越陇之口，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而蜀军的兵锋竟然远及三郡西面的陇西郡。
诸葛亮首次北伐示意图
诸葛亮反思自己未能“临事而怯”，对应的情形是过于乐观。一支军队在出师时“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在遭遇反攻时竟会“众尽星散”，当与这种过于乐观的心理有关。蜀军上下包括诸葛亮本人，可能因开局顺利而滋生出过于乐观的心理，对魏军作出反应的速度未做充分的估计，因而未能明确下一步作战的要点：应该迅速堵塞陇山隘口，阻挡曹魏东部大军入援;至少应该迅速攻取陇上诸城，作为与魏军持久周旋的据点。
根据《魏略·游楚传》所提供的材料，可对蜀军出祁山后的行动节奏作一个大致的推估。蜀军出祁山后，略地至南安，再转攻陇西郡，“后十余日，诸军上陇”，始有街亭之战。如果诸葛亮在上陇之后即优先选择阻断陇山隘口，自当有充裕的时间，从容经营，作固守之备。那时，即令仍用马谡为先锋，即令马谡仍会出现“舍水上山”、“举动失宜”之类的失误，其实都来得及纠正。
看来，马谡统兵去守街亭，并不是诸葛亮上陇之后即作出的部署，而是一个仓促的行动，应该是在魏军反攻的态势明朗后仓促作出的部署。马谡去守街亭，出现“舍水上山”、“举动失宜”之类的失误，也可能与时间仓促有关。
魏军的反应速度却是异乎寻常的快。《蜀书·后主传》和《蜀书·诸葛亮传》均将诸葛亮出兵一事系于建兴六年(228年)春;《魏书·明帝纪》将此事系于太和二年(228年)春正月。《明帝纪》还载，“丁未，行幸长安”。丁未日为该年二月十七。此时，魏明帝本人的车驾都已亲临长安，则曹真、张郃西援的时间必定更早，速度必定更快。
虽然派出了马谡去守街亭，诸葛亮似乎仍未认识到陇口的攻守将会是下一步作战的重点。诸葛亮虽然“违众拔谡”为先锋，而没有选用“宿将魏延、吴懿等”，然则“宿将魏延、吴懿等”时在何处?如果陇口的拒守已成为蜀军作战的重点，宿将魏延、吴懿等岂不仍应率军继进?大军岂不仍应朝街亭趋近?陈寿在《马谡传》中说他“统大众在前”，然则马谡所统究竟有多少人马?魏明帝的诏书中只说“马谡、高祥，望旗奔败”，以其一人守街亭，一人守街亭附近的列柳城，分别为张郃和郭淮所破。王平为马谡副将，所领不过千人。
诸葛亮
日后诸葛亮反思说，“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诸葛亮所言兵“多于贼”，应该是指蜀军在陇西的总兵力多于张郃所率的五万步骑。从蜀军兵锋远及三郡西面的襄武看，蜀军分兵略地，比较分散。一旦街亭兵败，诸葛亮即感“进无所据”，甚至放弃了作野战的周旋。可能是因为前线“众尽星散”的乱流，冲击到蜀军整体的军情，蜀军发生崩溃的效应，以至于诸葛亮觉得这场仗无法再打下去，所以全线退兵。
战后，诸葛亮除了斩马谡外，还诛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可知“兵将不复相录”的溃败现象不只出现在街亭一处。这也可以反证，从派马谡去守街亭到兵败，整个过程仓促到蜀军连作后续反应的余地都没有。
蜀军首次北伐在陇西作战的失利，根本原因不在于马谡，而在于没有清晰的作战要点。马谡在街亭的指挥不当，只是让蜀军战略失误的危害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了。当然，如果马谡是一个有经验的统兵宿将，少一些“举动失宜”之类的失误，则多少能迟滞魏军上陇，为诸葛亮调整部署赢得时间。
诸葛亮既然选择陇西作为北伐的阶段性目标，当不至于暗昧到不知陇西在魏蜀战争中的地位和攻守的要点。诸葛亮将未能“临事而怯”作为兵败的原因之一，合理的解释是，在开局顺利的大好形势下，蜀军从上到下滋生一种过于乐观的情绪，以为可以从容略定陇西，再转身堵塞陇坻，面向关中;对魏军的反攻——尤其是魏军作出反应的速度——未做充分的估计，未能优先选择阻断陇山隘口，以至于让大好的北伐形势转瞬即逝。
这是对蜀军在陇西作战部分的战略检讨，但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作战区域还不只是陇西，东线还有赵云、邓芝出斜谷。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郿，派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箕谷与斜谷相距不远，一为箕水河谷，一为斜水河谷，谷口皆在秦岭北麓。赵云所统偏师的进军路线为褒斜道，可能是在相持的过程中，因地取势，转据箕谷。赵云率军出斜谷，示形于关中，牵引曹真屯驻于郿。郿城正对斜口。
赵云
蜀军在陇西兵败时，箕谷之师亦遭失败，只是损失不如陇西那么大。《赵云传》载：“云、芝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赵云在战后被贬为镇军将军。
对蜀军箕谷失利的战略检讨则涉及诸葛亮用奇的问题。诸葛亮用兵，并非没有用奇。第一次北伐，即以大军出陇西，偏师出斜谷，此即奇正之用;但自此以后，诸葛亮确实放弃了用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