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我国民族融合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具魅力的一个历史阶段，汉代的封建统治延续了400百多年，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在文化也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因此它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封建王朝。汉族、汉语、汉文化都源于汉代这一伟大的历史时期，汉代文明在诸多角度都对之后中国的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给中国人留下了强烈的心理特征和文化烙印。
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内忧外患为了巩固西汉政权，派卫青、霍去病打败匈奴，同时也扩大了西汉的政治版图，从而对北方文化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外患问题的解决，社会安定，汉武帝开始治国上实行休养生息，大力发展农业，西汉政治、经济、文化实力进一步提高。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较发达，从而使西汉在当时成为了欧亚大陆的政治经济重要节点。社会的安定与和工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手工业和文化艺术的发展。
雕塑艺术发展概况
艺术面，汉代没有继承秦代的严谨精致的写实风格，这得益于汉初，由于汉初“黄老学说”的盛行及楚文化的影响。汉武帝时艺术形式整体上呈现浪漫主义色彩，相比秦代的写实，汉代更注重写意，霍去病墓石雕就是其中的典范霍去病墓石雕是汉代艺术的经典，体现出了汉人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精神，也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真实的艺术盛况 。
汉代则是继承了极富浪漫主义色彩楚文化。《诗经》与《楚辞》则是这两种文化的代表，诗经反映的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楚辞则是对宇宙人生奥秘的狂热追求。汉代雕艺术的发展以霍去病墓石雕、说唱俑、马踏飞燕、长信宫灯最具代表性，其中成就最高的是马的造型。最杰出的代表作为《马踏飞燕》。中国雕塑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种类繁多，而陵墓雕塑是其中最为神秘的一种文化艺术。
汉陵墓雕塑艺术发展概况
古代陵墓雕塑的发展主要是基于统治阶级为彰显其皇权的尊严、权威，进而产生厚葬文化的盛行，为了彰显皇权的至高无上，皇陵不单单是墓中陪葬品种类繁多，墓前也会有放置神道雕塑的习俗。自秦汉以来，由于统治阶级盛行厚葬，古代陵墓雕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大约可分为早期雕塑、秦汉时期雕塑、魏晋南北时期雕塑、隋唐五代时期雕塑、宋元时期雕塑和明清时期雕塑，每一个阶段都产生了不同的风格特征。
汉代继承了秦代陵寝制度并有所发展，陵墓雕塑分为西汉、东汉两个时期，由于统治阶级有条件垄断当时最好的工匠和材料，因此陵墓雕塑艺术的水平相对较高，并且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也比较突出。西汉的陵寝制度整体上继承了秦朝的制度，但是西汉的陵园设有重城，在陵园中央则布置陵墓，坐西朝东，位于陵墓前方的是陪葬区域，陵墓旁边也通常建有庙宇。
陵墓的建造除了掘地起坟外，另外一种形式是凿山为陵，墓室的墙壁会绘有大量的壁画和雕刻画像。东汉开创了在神道两侧设置石雕的先例。东汉“明器”墓中陪葬品最具代表性的有成都附近出的说书俑、甘肃武威出土的马踏飞燕。霍去病墓大型石雕群代表了汉代陵墓雕塑的最高成就，因为它打破了以前的雕刻模式，确立了更加成熟的纪念碑石雕风格。从风格上分析，汉代陵墓雕塑与秦代相比，风格更趋向于雄浑简练。
霍去病墓石雕概况
霍去病为六次击退匈奴，为汉王朝鞠躬尽瘁，霍去病取得的成就赢得了汉武帝的赏识，封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冠军侯，天妒英才，霍去病24岁便驾鹤归西。对整个汉民族来说，霍去病所取得的胜利已不仅仅是几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位敢于抗击外来侵略者令整个民族尊敬民族英雄。这位青年将领霍去病是西汉时期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汉武帝为了纪念这位早夭的青年将领，在他陵寝的东北侧为霍去病修建墓冢，墓冢状如祁连山，并且给予了霍去病陪葬的荣誉。墓地南北长105米，东西宽73米，陵寝修建过程中汉武帝命令能工巧匠雕刻诸多的马、牛、虎等动物放置在其封土之上，表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霍去病墓石雕有17件(包括三件文字刻石)，包括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野人、野兽食羊、卧牛、野人抱熊、野猪、卧蟾等，另外还有两件题铭刻石。霍去病墓石刻作品体型硕大、风格奇异，此种形式的作品在中外雕塑史上都极为罕见。石雕在放置上，《马踏匈奴》安置墓前，其余大部分则是被散置在墓冢之上，令祁连山更具有的象征气氛。
霍去病墓前石雕是我国国代石雕艺术瑰宝，西汉早期统治者推崇无为而治的大一统的局面，推动了楚、汉文化的交融以及长期与北方匈奴民族的战争中，两地的文化也不断交融。霍去病墓石雕正是在“黄老学说”无为而治这种社会大环境形成的独特艺术形式。作品注重表达对象形态特征，形神兼备，整体风格庄重质朴，雄浑深沉，浑然天成。其艺术风格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朴实无华的石雕材质、自然天成的艺术造型、写意夸张的雕刻风格、巧思妙想的设计构思。
霍去病墓石雕特色
霍去病墓石雕均采用坚硬的花岗岩，花岗岩是祁连山山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布广泛，随处可见，具有朴实无华的物理特性。祁连山山体的主要成份为花岗岩，它是一种岩浆在地表以下凝结形成的火山岩，主要成分是长石、云母和石英。为了使雕像长久的矗立在陵墓前，选取花岗岩作为霍去病墓雕塑的材质再合适不过。霍去病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其墓室里定有无数的美玉与象征身份地位的青铜礼器伴左右。而墓室外围作为暴露在外的雕塑选取贵重的玉石与青铜自然也不合适，一方面容易被盗，另一方面也容易受风雨的侵蚀。选用朴实无华的花岗岩去塑造霍去病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作为陵墓雕刻的材质，所以朴实无华的花岗岩常被古人用作雕刻来长久保存,坚硬的花岗岩由于其种种优点脱颖而出。
霍去病墓石雕的自然天成的造型特点：野人搏熊作品远看就是一块顽石，当时的雕刻工匠们用高度夸张的手法来描绘野人的形象，造型运用浅浮雕的形式，根据原石的凹凸变化，雕刻出野人两眼怒视，牙齿外露显得狰狞凶恶的形态，雕刻家刻意强化了它硕大熊健的手臂，熊奋力挣扎，显示着野人无与伦比的强壮，艺术家通过线刻圆雕的手法寥寥几笔就将这件作品表现的惟妙惟肖。跃马，高145厘米，长240厘米，这件作品在整体上利用了原石的自然形态，细节只是略加雕刻，有浑然天成的寓意，作者在创作中不拘泥于对象细节的刻画和繁琐的装饰，更加着意于瞬间动势和内在精神的把握，在面部、眼部细致刻画，对马的其它部分，用浮雕的形式凿刻出大体轮廓，抽象模糊，在整个造型上运用体、线、面的手法，造型简练、完整、厚重。
相对于跃马的的雕刻，卧马雕刻则相对细致，马的身体各部分表现较为清晰，卧马从外形上看，像是一匹卧地休息的战马，却有由卧而起，由静而动的姿势。对头部和腿部的刻划较为细致，动态和神态的刻划也较为巧妙，汉代的雕塑家通过敏锐的观察力和精湛的技巧，保留原石基本的造型，简单的刻划就牢牢地抓住了马的特征。
霍去病墓周围的墓石雕的造型特点出的质朴、粗狂，自然天成的特点，表明了西汉雕刻艺术所具有的高度概括象征性。霍去病石雕反映出汉代的能工巧匠善于利用原石简要概括地雕刻出关键部位，亦可自如地运用圆雕、浮雕以及线刻想结合的手法，合理地处理好面与线、粗与细、简与繁的对比关系上，关键部位细雕、其它部位略雕，甚至不雕的东方大写意表现手法，其中以卧蟾、野猪、石蛙、鱼最为简练。这些石雕皆巧妙地运用了原来天然岩石的外形，“相石取形”，综合运用圆雕、浮雕和线刻技法，概括地、准确地抓住对象的神态特征加以表现。
在雕刻风格上相比秦雕塑趋向于写实，秦的雕刻风格精雕细琢，汉则趋向于写意夸张的雕刻风格，汉代石雕在注重选材的同时更加注重表现手法与原石材的自然形态充分结合。作为汉代的陵墓雕刻它并不追寻当时陵墓雕刻的体制，而是以纪念为主要目的的表现，因此造就了霍去病墓石雕写意、夸张的雕刻风格，霍去病墓石雕的表现风格在中国雕塑史中具有鲜明的民族艺术特色，它与同时期的西方传统写实雕刻相比则是另一种相对独特的表现形式。霍去病墓石雕采用“因材施雕”的雕刻手法，因石得形，顺势雕凿，不去刻意的追求形似而破坏石料故有的造型，运用写意与夸张的雕塑风格在原石凿出惟妙惟肖的生命。
霍去病墓石雕质朴的雕刻手法是其所处时代雕塑艺术特征的典范。人类通过艺术的形式展现内在的精神世界，然而精神世界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抽象世界，运用写意、简约的雕刻手法去造型正如中国画的写意表现风格，表达人所处的精神世界恰到好处。
霍去病墓石雕的大写意艺术处理手法雕凿出神态夸张的艺术造型是更好的明证。传神夸张的雕刻艺术形象与中国画的白描有同工之妙，通常采用写意的刀法，肯定且果断。在雕刻对象时不过多的考虑刀法上的技巧性及造型的准确度，寥寥几刀就能刻画出生动夸张的艺术形象，耐人寻味。
石匠创作出的形象，让人浮想联翩，远看极为生动，近观、测量发现并不全然准确，动物、人物形象保持原石模样，虽然有的地方没有雕琢，但由于贯通一气的内在气势，创作出了“意到笔不到”的作品。当然，这种贯通一气的内在气势正是大自然伟力的造就，是非人力之所及的。
霍去病墓石雕群这种雄浑写意，神态夸张创作方法的运用无不体现着“自然美”创作目标。正因为此汉代雕刻家在表现霍去病墓石雕的构思与雕刻上显示了卓越的才能，以象征和夸张的手法，成功地实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重新结合，实现了作品内容和表现形式的统一。所有这些无不体现着作者高超的写意智慧，无不彰显着自然美的魅力。
石匠创作出的形象，让人浮想联翩，远看极为生动，近观、测量发现并不全然准确，动物、人物形象保持原石模样，虽然有的地方没有雕琢，但由于贯通一气的内在气势，创作出了“意到笔不到”的作品。当然，这种贯通一气的内在气势正是大自然伟力的造就，是非人力之所及的。霍去病墓石雕群这种雄浑写意，神态夸张创作方法的运用无不体现着“自然美”创作目标。正因为此汉代雕刻家在表现霍去病墓石雕的构思与雕刻上显示了卓越的才能，以象征和夸张的手法，成功地实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重新结合，实现了作品内容和表现形式的统一。所有这些无不体现着高超的写意智慧，无不彰显着自然美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