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381年-450年7月5日)，字伯渊，小字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人，南北朝时期北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谋略家，曹魏司空崔林七世孙、北魏司空崔宏长子。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崔浩出身北方大族清河崔氏，智谋过人，时常自比张良。他历仕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朝，是太武帝最重要的谋臣，深受其倚信，为促进北魏统一北方做出重大贡献。屡次力排众议，判断时机，辅佐太武帝灭亡胡夏、北凉等国，击破柔然，解除了来自北方和关中地区的军事威胁，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商道。累拜司徒，封东郡公。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受“国史之狱”牵连，被夷灭九族，时年七十岁。
力赞征伐
建策伐夏
始光(424年-428年)年间，崔浩被进封为东郡公，拜官太常卿。当时朝中正议论讨伐胡夏赫连昌的事。群臣都认为这是件难事，只有崔浩说：“往年以来，荧惑星再次守住羽林星，并都形成钩己之状，这就预卜了秦的灭亡。而且今年五星一齐出于东方，这是有利于西伐的征兆，天应人和，时机到齐了，不可失去这个机会啊。”太武帝于是命令奚斤等出击蒲板一带，自己亲率轻骑奇袭夏都统万城，大胜而归。后来太武帝又要再次征讨赫连昌，到了统万城下，收集兵马假装撤退。赫连昌鼓噪而来，冲突前进，将阵营舒展铺开为两翼，时值风雨从东南而来，沙尘暴虐，天地昏暗，宦官赵倪进言：“现在风雨从敌军后面而来，我军正向着风沙而敌人则背着风沙，天不助我，况且将士又十分饥渴。希望陛下领着队伍躲避他们，待日后再图大举。”崔浩叱责他说：“这是什么话!千里之外前来制胜，一日之中怎么能有变化呢?贼军现前行不能停止，和后方远离断绝，更适宜我军分队隐蔽出击，乘他们不注意而攻打他们。对付风的办法在于人的谋划，有什么规律可循呢!”于是太武帝重新部署，全力反攻，夏军全军崩溃，赫连昌逃奔上邽。
讨击柔然
攻克统万城之后，太武帝为摆脱北面柔然与南朝宋腹背受敌的威胁，决意集中力量打击柔然。公卿大臣们担心宋军乘机北进，竭力劝阻，连太武帝的乳母窦太后都极力阻止此行，只有崔浩极力赞成。他很有把握地说：“宋自刘裕去世后，元气一直未恢复，对我构不成直接威胁。我们统一北方的大业，首先应对北方的强国夏国、蠕蠕下手。夏国已被我打败，大伤元气，气数已尽，灭亡夏国已是时间问题了。蠕蠕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常口吐狂言，我国还未真正重创它，所以必须调集精兵，趁蠕蠕骄横轻敌的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蠕蠕境内，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到时一定能获全胜!”
群臣见状，推出曾担任赫连昌手下太史的张渊、徐辩出面劝阻。张渊的理由是：“当年是已己年，属于‘三阴之岁’，‘太白在西方’，故不能举兵，否则必定失败。”他年轻时以劝阻苻坚南伐而名噪一时，群臣认为如今天时、人事都不和谐，不能轻举妄动。太武帝经此劝说后，犹豫不定，于是命崔浩与张渊等当庭辩论。 [56] 崔浩针锋相对，说：“阳是恩德，阴是刑杀，所以出现日食时，君主要积德，出现月食的时候，要注意刑罚。帝王使用刑法，对犯罪的人则绑缚肆市处决，对于犯大罪的敌国，就应该使用甲兵消灭它们。今天出兵讨伐有罪之国，正是加强刑罚。我观察天象，近年以来月亮运行遮盖昴星，到现在仍然如此。这表明，三年之内天子将大破旄头星之国。柔然、高车都是旄头星的部众，希望陛下不要犹豫。”
张渊等羞愧难言，辩解说：“柔然，是远荒外不确定的东西。我们得到他们的土地，也不能耕种收获粮食，得到他们的百姓也不能当做臣民驱使。而且他们疾速往来，行动没有规律，很难攻取并彻底制服，有什么事如此急迫，要动员大队人马去讨伐他们?”崔浩说：“张渊、徐辩如果谈论天文，还是他们的本职，至于说到人间的事情和当前的形势，恐怕不是他们能确切了解的。这是汉朝以来的老生常谈，用在今天，完全不切实际。为什么呢?柔然本来是我们国家北方的藩属，后来背叛而去。今天我们要谋杀叛贼元凶，收回善良的百姓，使他们能够为我国效力，不是毫无用处的。世上的人都信服张渊、徐辩深通天文，预知成功或失败。那么，我倒想问问他们，在统万城没有攻破之前有没有溃败的征兆?如果不知道，是没有能力;如果知道了却不说，是对陛下不忠。”当时前夏主赫连昌在座，张渊等自以无先言，惭不能对。拓跋焘非常高兴，对大臣们说：“我已决定了。亡国之臣不可以同之相谋划，确实是可信的呀。”
为了打消太武帝最后的疑虑，崔浩又进言：“刘义隆今日君臣，非刘裕时可比，他们如果敢来，譬如小马小牛斗虎狼，有何畏惧?’如今夏季，柔然的习惯分散放牧，秋天牲畜肥壮，方才集中，天寒时南下掳夺，出其不意，大举袭击，必定成功，只怕诸将不肯深入，不能全胜’。”崔浩口若悬河，舌战群臣，终于令太武帝彻底打消了疑虑，决计大举讨伐柔然。这次远征，根据崔浩的“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谋略，果然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柔然主力溃败，提出和亲。从此不再是北魏的主要威胁。也正如崔浩的担心，当魏军进到琢琊山，诸将怕有伏兵，劝太武帝停止进军。七月，魏军班师。后来得到情报，再前进两天，就可以把残部消灭光。太武帝为此后悔不已。
攻灭北凉
延和元年(432年)，太武帝灭亡北燕，在统一北方的道路上，只剩下西北角的北凉苟延残喘。
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讨论伐谅之事，群臣反对，尤其是安西将军李顺反对得最厉害。李顺作为太武帝的特使出使北凉十二次，对北凉的情况了如指掌。也曾在太武帝面前预言北凉沮渠氏离败亡不远。但是此人贪财，逐渐被北凉人用重金收买。太武帝此前数次想对北凉出兵，都被李顺劝阻。这次他看到太武帝决心很大，只好编造谎言说：“从温圉水以西直到姑臧，遍地都是枯石，绝对没有水草。当地人说姑臧城南的天梯山上，冬天有积雪，深达几丈，春季和夏季的时候，积雪融化，从山上流下来，形成河流，当地居民就是引雪水入渠，灌溉农田。如果凉州人听说我们大军开到，一定会断绝渠口，让水流尽，我军的人马就无水可用。姑臧方圆百里之内，土地因无水寸草不生，我军人马难以久留。”
崔浩反驳说：“《汉书·地理志》中讲道：凉州的畜产，天下最为富饶。如果那里没有水草，牲畜怎么繁殖?另外，汉朝绝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土地上兴筑城郭，设置郡县。况且，高山冰雪融化以后，只能浸湿地皮，收敛尘土，怎么能够挖通渠道，灌溉农田呢!这种话实在是荒谬不可信。”李顺恼羞成怒地说：“耳闻不如眼见。我曾经亲眼看到，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辩论?”崔浩一针见血地说：“你接受了金钱贿赂，就想要替人家说话，你以为我没有亲眼看到就能被你蒙蔽吗?”
后来太武帝决意亲率大军讨伐，当看到姑臧城外水草茂盛，便十分痛恨李顺，对崔浩说：“你当年说过的话，今天果然应验了。”崔浩回答说：“我不敢不讲实话，一向如此。”
宠遇过人
除了以上事件中以外，崔浩在平息薛永宗、盖吴暴乱，征讨吐没骨部落，吐谷浑以及南征刘宋等战争中屡献奇谋，屡建奇功。太武帝曾对崔浩说：“你才智渊博，历事我的祖父与我父亲，尽忠三世，因此我对你特别看重。希望你凡有所思，直言相告，助我治世。我有时脾气不好，也许不能采纳你的建议，但过后静思，却总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他还曾指着崔浩，对新归降的高车酋长们说：“你们别看此人纤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但他胸中所怀，却远远胜过甲兵。但我征战前犹豫不决之时，都是他使我下定决心，而且总是大获全胜。这都是他的功劳!”他曾召集众尚书，下令道：“日后凡属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然后再可实施’。”
太武帝对崔浩不仅是信任，而且很亲近。他有时到崔浩家中向他请教，崔浩接待太武帝仓促之间，来不及制作精美的食品，就搬出家常菜肴，太武帝总是高兴地拿起来就吃。崔浩进宫见驾，地点也不限于朝堂，可以出入寝宫。
国史之狱
在太武帝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崔浩曾亲见寺僧藏匿武器，崔浩笃通道教，主张废佛。太武帝由此下令关闭长安沙门，焚烧寺院，捣毁佛像，史称“三武之祸”。寇谦之以杀僧过多，曾苦求崔浩，阻止灭佛，崔浩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极力劝告太武帝要加大打击佛教的力度。当时“一境之内，无复沙门”，朝野间怨声载道。
崔浩掌权后，企图按照汉族的世家大族的传统思想，整理、分别和规定氏族的高下。早在神麚三年(431年)时，崔浩便“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表弟卢玄劝阻他说：“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意做这件事的人，能有几人!请你要三思。” 但崔浩不从，从而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
崔浩之弟崔恬嫁女儿给王慧龙。太原王氏是名门大族，世代遗传齇鼻，在江东被称为“齇王”。崔浩见王慧龙时，一看到他的齇鼻，就说：“的确是王家男儿，真是贵种!”又多次对朝中的鲜卑诸公称赞他长得俊美。司徒长孙嵩听了大不高兴，就向太武帝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是“有讪鄙国化之意”。太武帝大怒，把崔浩传来训斥，崔浩脱帽叩头，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
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自恃才略及太武帝的宠任，专制朝权。一次曾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都自起家直接任郡守。拓跋晃对崔浩说：“早先征聘的人才，也是被作为州郡官入选的，他们担任这一职务已经很久了，辛勤劳苦却一直没得到过朝廷的报答，应该首先补充他们作郡县守令，让新征聘的人代替他们做郎吏。而且太守、县令管理百姓，应该由经历过世面有经验的人来担当。”崔浩固执己见，最终把他推荐的人派出去任职。当时，中书侍郎兼著作郎高允得知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恐怕免不了一场灾祸。为了顺遂自己未必正确的私心而同朝廷有权势的人对抗争胜，他将用什么来保全自己呢!”
但直接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是《国记》事件。
在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时，太武帝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事，续修国史。太武帝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崔浩他们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据高允后来陈述，崔浩主要起到总裁大纲的作用，此外还与高允负责国史中《先帝记》和《今记》部分的编写。
当时，太武帝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但是《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他们的建议被崔浩采纳。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记》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
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太武帝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 [57] 。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太武帝亲自审讯崔浩时，他也惶惑不能应对。太武帝一度想要诛灭崔浩和他的幕僚宗钦、段承根等人，以及他们的部属、僮仆等一百二十八人的五族，共有数千人。经高允力争，这才改变想法。
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初十(450年7月5日)，太武帝下诏诛杀崔浩。崔浩被关在囚车里，由士卒押送到平城南郊，押送的几十名士兵在他的头上撒尿，史称“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同时，“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也被定罪杀死;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包括其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
崔浩死后不久，太武帝北巡阴山，后悔诛杀崔浩。时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病重，有传言他已经逝世。太武帝听说后，感叹道：“李宣城可惜!”既而又说：“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22] 崔浩被杀一年后，太武帝反思“刑网太密”，令人改定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