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大部分时期使用的货币都是银和铜，不过银和铜这两种金属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一旦产量减少，对全国经济都会产生影响。既然如此推行纸币不就可以了么？但是在古代，纸币的日子并不好过，直到宋朝才第一次出现纸币交易，但是没过多久又被弃用了，为什么古人不喜欢用纸币交易呢？主要还是因为之前的货币拿到手都是真金白银，随时可以兑换，但是纸币给百姓的安全感就不强了，如果哪天政权出现变动，可能这些纸币也就跟着报废了。
在我们惯常的认识里，宋朝一直都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但是历史学家陈寅恪却说“中华文明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时”。实际上，有宋一朝虽然积弱，但绝不积贫，此时的中华文明不但在科学技术方面达到了古代中国的顶点，还在中国人一直不擅长的金融领域登峰造极，其结晶就是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
宋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益州官府经过充足的准备，开始发行世界上第一种由公权力担保的纸币：交子。实际上，此时的益州社会早就习惯了用纸币进行商业贸易，大宋朝廷的背书不过是交子这种金融创新的一次加冕。
我们都知道宋朝的商经济十分发达，宋朝的瓷器、丝绸和茶叶一直都是跨国贸易的紧俏商品，在广州、泉州、杭州、密州等地的出海港口，宋朝的商船将内地的手工业产品源源不断的运送到日本、印度、波斯、阿拉伯和东南亚等地。由于宋朝处于国际贸易的中心位置，所以进行跨国贸易的商人们都将大宋官府铸造的铜钱当作结算货币。到了最后，日本、高丽和东南亚诸国直接将通过国际贸易输入的宋朝铜钱用作国内贸易，宋朝铜钱的历史地位绝对不低于现在的美元。
他国将宋朝铜钱用作本国贸易虽然是对大宋信誉和经济的肯定，但是也给宋朝经济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货币外流、通货不足，这种情况在古代乏铜的四川，也就是当时的益州地区最严重。
现在打开搜索引擎输入“四川+铜矿”能搜到一大堆信息，但是宋朝人没有先进的探测技术，无法开发四川境内的铜资源，大宋官府铸造的铜钱又都流向了海外，四川人要是抱着非铜钱不用的态度就只能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社会了。无奈之下四川地区只能用铁铸钱。
铁的价值相比于铜要低很多，按照当时的市场价，铜钱和铁钱的比率是十比一，一贯铜钱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十贯铁钱。史书记载，在四川地区买一匹布需要两万文铁钱，重量高达五百斤。五百斤的铁钱大小伙子也得四五个人抬，要是买个房置块地，光铁钱不得搬个七八天啊？
为了方便货币流通，四川地区出现了一种独特的金融机构：交子铺。客户将不方便携带的铁钱存放在交子铺，交子铺给客户开具存款凭证，随时准备为客户兑换铁钱，并依照存款的多少和存款的时间来向客户收取手续费。这张交子铺开具的存款凭据就是交子，民间发行的交子也被称为私交子。
实际上四川地区极端的货币系统只是交子兴盛的原因之一，如果没有北宋科技的飞跃性进步，交子也不可能被社会接受。现在我们都怕在买东西的时候收到假币，宋朝的人也不例外。为了防止有人伪造交子，宋朝人通过雕刻精美的印刷铜版、红黑蓝三色套印、水印，以及使用不宜制造、抗磨损耐腐蚀的特制纸张和现场签名、加盖印章等手段来达到防伪的目的。毫不夸张的说，当时制造交子的难度绝对不低于现在印刷货币的难度。
在交子逐渐被商人接受之后，人们又发现并不需要在每次交易之后都来交子铺兑换铁钱。于是交子就成了交换媒介，承担起了货币的部分职能。一开始交子的面额依据客户的存款额临时填写，后来又发展出了固定面额的交子，这为交子充当货币提供了极大便利。此时流通于市场的交子可以简单理解为拥有100%准备金的信用纸币。
随着交子的盛行，交子铺发现如果动用一部分储户存款并不会影响交子的兑现和店铺信誉，但是伴随着投资失败等因素，由交子无法兑现引发的纠纷和诉讼也逐渐增多，这造成了第一场交子危机。在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咏为了平息由此引发的诉讼，将辖区内的交子经营权交给了十六家信誉良好、资本雄厚的富商，同时官府还对交子的发行进行监管，至此民间交子发展到了顶峰，交子的全部准备金制度也逐渐过渡到了部分准备金制度，垄断了四川货币发行权的十六个富商那是赚得盆满钵满。
在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也就是张咏规范了交子业务之后的十六年，大宋朝廷因为同西夏和辽的交战军费连年增加，眼看着财政黑洞越来越深，时任运转使的薛田建议宋仁宗收回交子的发行权来应付军费开支。在他的建议下，宋仁宗下令禁止交子铺发行新的交子，并将已经发行的交子全部收回。同时在益州设立交子务，垄断益州地区的纸币发行，这场改革不妨称为宋朝金融系统的国进民退。
由政府交子务发行的交子被称为官交子，官交子的印刷更为精美，防伪手段更加高明。有了官府作后盾，伪造交子就是伪造官府文书，抓到就是砍头。首届发行的官交子共计126万贯，有36万贯铁钱作准备金，准备金率为28%，这一下北宋官府就获得了90万贯的货币财富。此时的交子务依然允许人们自由将交子兑换成铁钱。
同时宋仁宗还下令，官交子每2-3年为一届，每届官交子发行前重新核算发行量和准备金，在旧交子到届之后禁止使用，必须由经交子务兑换为新交子方可流通，朝廷于是能够掌握市场上的交子流通数量。
准备金充足、防伪手段高明、流通量可控，宋仁宗三管齐下，官交子一出来就受到社会追捧。四川人民和大宋朝廷绝对不会知道他们创造了第一种信用货币，完成了世界金融史上的巨大飞跃。
但是随着北宋边患不断严重，军费愈加吃紧。朝廷也同以前的交子铺一样打起了交子的主意。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实在凑不齐军费的赵宋官家命令益州交子务在不收回旧交子的情况下发行新的交子。投放市场的纸币规模一下扩大一倍，准备金却没有增加，朝廷动了一下印钞机就把126万贯铁钱的财富转移到了自己手里。
在私交子时代，支撑着人们信任的是交子铺随时能够兑付的良好信誉，在官交子时代，支撑着交子购买力的是朝廷足额的准备金。在126万贯没有准备金的交子投放市场之后很多人不知道赵宋官家在纸币上动了手脚，但是在直观上大家都能发现市场上的钱多了，货少了，官交子购买力随之下跌。由于北宋朝廷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官交子并没有直接贬值50%，而是在95%左右徘徊。
有了第一次“成功”之后，赵宋官家发现虽然超额发行的交子会贬值，只要速度足够快，就能从民间篡取巨大财富。只要开动印钞机，什么财政危机都是不存在的。
在经历绍圣元年和元符元年(公元1094、1098)的两次交子超发后，北宋依然无法渡过财政危机，到了艺术家赵佶当皇帝的时候，财政赤字达到了全国税收的四分之三。宰相蔡京为了能够让徽宗安心搞他的园林建设，于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下令交子冲出益州走向全国。准备金不足的交子给市场带来了巨大压力，社会积攒了几十年的财富就这样被洗劫一空。仅仅三年之后，市场上交子的价格就跌到了十几文钱，金融崩溃随之而来。
为了能够将这场金融骗局继续下去，蔡京还下过旧交子贬值兑换新交子、交子禁止兑换铁钱、放弃交子发行次新的钱引等命令。但是这场明目张胆的洗劫行为已经让社会都赵宋官家失去了信任，元朝和明朝虽然也发行过自己的纸币，但由于没有发展出独立的监管体系，最后也都沦为政府掠夺民间财富的工具，属于中国历史的纸币生命其实早在北宋末年就已经终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