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史书中，记载着一种神秘的巫术，它不但以其诡异，血腥和残酷的面目出现，有的时候更是影响了朝局，成为其时的统治者讳莫如深的东西。而在民间，关于它的传说更是数不胜数，老百姓们也是谈之色变。
这种巫术就是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蛊术。“蛊”这个汉字的繁体字字型为上下结构，上面三个“虫”，下面一个“皿”字，是一个象形字，意为多种虫子存于同一器皿中。《左传·昭公元年》中有“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的文字，是历史典籍中有关蛊术最早的记载。
最初，蛊是指生于器皿中的虫，后来，谷物腐败后所生的飞蛾以及其他物体变质而生出的虫也被称为蛊。古人认为蛊具有神秘莫测的性质和巨大的毒性，可以通过饮食进入人体引发疾病，患者如同被鬼魅迷惑，神智昏乱，进而被夺去生命，因此又将蛊称为蛊毒。先秦时期、蛊虫大多是指自然生成的神秘毒虫，而后经过蛊毒迷信的发展，又衍生出造蛊害人的观念，根据考证，战国时代的中原地区已有人使用和传授造蛊害人的方法。
盅术的神秘力量引发了当朝统治者的重视，在迷信神鬼的封建时代，这种术法是被严禁和管制的。历史上也发生过不止一起因蛊术引发的宫廷祸乱，最著名的莫过于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乱。
汉武帝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长安汉宫接连发生震动天下的木偶巫蛊案，这些事情是由一个名叫朱安世的游侠引起的，案件甚至牵连到朝中的宰相公孙贺父子。公孙贺当时在朝为相，很得武帝信任，他的儿子公孙敬声也官至太仆，父子二人权倾朝野。但公孙敬声有贪贿之性，私自挪用了一千九百多万钱的军费，因而被关进长安诏狱。
当时另有一件要案的主犯朱安世在逃，汉武帝下令必须逮捕到案。公孙贺爱子心切，向汉武帝保证由他将朱安世逮捕归案，但必须释放公孙敬声。汉武帝应允了此事，但这却触怒了朱安世。他归案后，反向汉武帝诬告公孙敬声和汉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通奸以及公孙敬声在庙里行法诅咒汉武帝早死，并在汉武帝经常经过的道路上埋木偶为巫蛊。这些事情都是莫须有的，但当时正值汉武帝晚年，对于死亡的恐惧是他的一块心病，他信以为真，便将公孙贺父子和阳石公主都杀了。
第二件巫蛊案，是由汉武帝的一个近臣江充引起的。江充在朝担任治安和警卫工作，很得汉武帝信任。随着他权力的扩大，逐渐变得骄纵起来，连太子也不放在眼里，因而得罪了太子刘据。两人的矛盾一天天大了起来，江充顾虑刘据有朝一日继位会对自己不利，此时又恰巧出了公孙贺父子巫蛊一案，他便借这个机会，推说宫中蛊气很重，影响汉武帝的生命安全。汉武帝再次信以为真，把这件事情交给江充处理。于是，江充伪造罪证，谎称在太子刘据宫中的地道里掘出一对木偶巫蛊，借此诬控太子加害汉武帝，促汉武帝早点死去。刘据为了自保，将江充杀死后出走，江充在宫中的党羽又伪称太子造反，杀死江充后他逃。汉武帝大怒，派兵追捕太子，逼得刘据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最后自尽身亡。
由此可见，封建社会的人们对于蛊毒的恐惧，可以说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随后历朝历代，凡涉及以蛊术伤人、作祟的案子，官府都是重判。汉代的律法规定：放蛊人及教令者，弃市;唐朝律法“造畜蛊毒”的条文里也有：造畜蛊毒(谓造合成蛊，堪以害人者)及教令者，绞;明律、清律也有惩罚蛊毒毒杀人者的律文：置造、藏畜蛊毒，堪以杀人及教令造畜者，斩。
但即使是这样，蛊毒也随着朝代的变迁和古人的迁徙逐渐向蛮荒之地流传，现今中国的湖南湘中、湘西古梅山地区和云南、四川南部、广西、广东一部分地区是蛊毒传说最多的地方，其中尤其以湖南苗族聚居地为最，结合当地的一些禁忌和惯例，逐步发展为一门独特的巫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