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潮，现代学者将其命名为“魏晋玄学”。有趣的是，这种魏晋玄学以提倡“无为”、超越名教为宗旨，但是，当时的时局纷乱，各种军事斗争此起彼伏。代表社会上流阶层主流思想的魏晋玄学却对此置若罔闻，醉心于思辨哲学之中。
这种思想与现实的脱节不禁令人好奇，为何身处兵戈乱世，提倡无为的魏晋玄学却能逐步壮大，成为当时士人心中的主流思想?
战乱、政治斗争与玄学的诞生
1. 战乱与士人伤感
东汉末年以降，各地大大小小的战争此起彼伏。董卓率军进入洛阳后，各地军阀讨伐董卓，此后，天下纷争，战乱不断。对此，身为建安七子的曹操和王粲都有极为传神的诗句进行描绘。曹操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蒿里行》)。王粲写道“白骨蔽平原”(《七哀诗》)。
这两首诗歌都描绘了彼时的士人每日面对着大量的死亡，在中原大地上，昔日的繁华景象一去不复返，遍地白骨，生灵涂炭逐渐成为士人生命中的日常生活景观。正因如此，东汉末年以降的士人才逐渐摆脱了汉代皓首穷经的经学，逐渐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
众所周知，汉代的经学是一种系统论。自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学说以降，人与天道秩序成为紧密联系的整体。
正如董仲舒所言：“五行之随，各如其序”(《春秋繁露》)。阴阳五行的运作自有其规律。士人身处其间，务必要遵循既有社会规律，否则将会破坏整体宇宙秩序，从而带来灾祸。简而言之，人的活动受到了天道的制约，士人必须屈从于人伦、名教。
在东汉时代，这种经学的束缚具体表现为士人皓首穷经，每日钻研经术，以此博取朝廷功名利禄。随着东汉政权的逐步崩溃，士人的个体生命受到威胁，作为一种对现实困境的反弹，人格的独立与精神的超脱成为士人的迫切需求。
如此一来，我们方才看到，不少士人在东汉末年以降开始玩味庄子的人生哲学。如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马融“美辞貌，有俊才，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家之节”(《后汉书》)。
《后汉书》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东汉传统经学家的儒学大师形象。马融爱好弹琴、吹笛，精通音律，为人不拘小节，十分旷达，摆脱了儒家人伦名教的束缚，可以视作魏晋玄学的先声。
东汉末年的仲长统更是公开宣称自己要“叛散《五经》，灭弃《风》《雅》”(《后汉书》)。也就是说，仲长统直接表达了蔑视儒家五经的思想，这种叛离儒家经典的思想与魏晋玄学主张如出一辙。
2. 明哲保身与玄学的作用
除去战乱对士人生命的威胁外，东汉末年以降，波云诡谲的政治斗争也给士人带来了极深的心理阴影，使得士人开始钻研与政治无关的玄学思想。
因为政治见解不同被杀害的士人在东汉末年层出不穷，在这些被杀害的士人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曹魏时期的名士嵇康。
嵇康与曹魏王室有着姻亲关系，得罪了当时手握大权的司马氏，被司马昭和钟会等人构陷，被判处死刑。
听闻这个消息后，嵇康的好友，当时的隐士孙登对嵇康说道：“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三国志》)。也就是，在孙登看来，像嵇康这种有才华且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人，一旦牵扯到政治斗争中，往往就是身死道消的结局。
正因为有着此种政治斗争的威胁，不少士人采取了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选择远离政治派别。特别是在曹魏中后期，司马氏和曹氏斗争日益激烈的时期，许多士人不再站队，而是采取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例如，魏晋时期的名士阮籍决口不谈朝政，避免参与任何有关政治人物评价的话题。起初，阮籍在曹氏集团庇护下任职。他曾经受到曹氏家族曹爽的征辟，不得已出仕。
正始十年(249)，曹爽在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懿诛杀。作为曹氏庇护下的官员，为了保护身家性命，阮籍接受了司马氏的招揽，在司马氏羽翼之下担任步兵校尉等职务。
但是，他完全不为司马氏出谋划策，也不为曹氏出力，而是借助步兵校尉的职务之便，整日饮酒高歌，不问政事，钻研“越名教而任自然”(超脱人伦道德，向往自然)的玄学。
即便是司马昭派人向阮籍求亲，阮籍也假借酒醉不醒，巧妙地躲过了这场亲事。因此，《三国志》将其称作“嗜酒荒放”之人。
由此可见，玄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魏晋士人受到政治斗争的威胁，不得不转向与政治无关的哲学思辨。
儒学的自然发展与士人的觉醒
1.东汉经学的衰落
自董仲舒向汉武帝进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逐渐成为汉代士人的必备之学。通经成为踏入仕途的必要条件，正如《汉书》所言“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为了鼓励士人专心学习经学，汉武帝进一步推行了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此后，士人说话写文章乃至行为处事都要“引经据典”。
与此同时，汉代建立了从地方到中央的经学教育系统。中央有太学，地方州郡皆立学校。到东汉桓帝之时，位于洛阳的太学一度具有三万余人的学生，经学至此发展至极盛。
正所谓盛极而衰，东汉的经学越发发达，经学内容便越发繁琐僵化。两汉时期流行的是师徒传承的家传式经学，弟子要恪守师傅的经学说法，而师傅的经学说法往往十分繁杂。
正如《汉书》所言：“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也就是说，一部经书的正文内容不多，但经学者的阐释极为庞杂，以至于一个学生要花上数十年的光阴钻研这种无用的学问。
这种繁琐的经学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实际，失去了原始儒家的活泼和经世致用，变成了钻故纸堆的繁琐哲学。
东汉中后期，党锢之祸的爆发进一步加速了经学的衰落。众所周知， 东汉中期以降，外戚和宦官交替把持朝政，阻碍了士人的上升通道。
于是乎，这些知识分子主动淡化了钻故纸堆的经学，开始投身到人物品评之中。据《后汉书》记载，这些东汉士人“激扬名声，互相题拂”。也就是说，这些士人相互之间品评，为对方造势，彻底改变了东汉经学埋首经籍的传统。
这种行为引来了宦官的忌惮，于是，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从延熹九年(166)到中平元年(184)，十几年间，从中央到地方，各色士人受到了东汉政权的严厉打击。
士人被放归乡里，禁锢终生，不得做官。随后，黄巾起义爆发，汉灵帝为了争取士人的支持，主动下诏赦免了党人，党锢之祸至此告终。
尽管党锢结束了，但在士人心中的阴影却没有消失。士人不再投身经学，也不再热衷于相互品评，而是转向疏离国家与社会，消极避世。
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权名存实亡，此后，三国鼎立，纷乱不休，在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后，全国再次陷入分裂与混乱之中，士大夫不再追逐经学与经世致用，而是转向哲学思辨的玄学。
2.士人自觉意识与六朝贵族社会
东汉建立以降，各地豪强势力迅速成长，成为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新兴势力。皇权彻底崩溃，经过数百年发展的豪强势力彻底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主宰了此后数百年的天下政局。
汉末时期，出身地方大族的名士纷纷投身各路军阀，成为军阀势力中的中坚力量。这些大族分属三国，但彼此之间依旧保持紧密联系，发展成为独立于皇权之外的士大夫集团势力。
魏晋禅代之际，政治纷争不断，这股士大夫势力并不需要依靠皇权庇护，而是站在了超越国家的立场之上，具有自立的贵族特性。
这些大族依靠着曹魏建立的九品中正制进一步把持了选官制度。如此一来，原先为皇权掌握的官僚体制也被大族渗透。
大族不再像东汉一样努力学习经学进入朝廷为官，他们只需要依靠自身家族地位便可获得极高的社会评价和较好的官职。正因如此，经学不再是大族的必备学问。许多魏晋大族开始转向玄学，远离实际政治斗争，用玄学彰显独立于皇权的大族力量。
总结
东汉末年以降，战乱不断，士人的生命遭遇了巨大威胁。在这种生命危机面前，从前埋首故纸堆的士人开始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与此同时，政权的频繁更迭让许多士人卷入到波云诡谲的政治斗争中，稍有不慎就可能身死道消。
于是，许多士人开始避开实际政务，采取明哲保身的手段，醉心于玄学讨论，玄学由此逐步兴起。
玄学的兴起还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族自身的独立地位密不可分，正是因为大族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独立于皇权的贵族地位，他们方能无视政权更迭，一代又一代地将精力投身于谈玄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