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十年( 1795)，85岁的乾隆皇帝遵守不超越祖父康熙在位时间的承诺，正式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自己退位当太上皇。第二年嘉庆帝登基，据说登基前，老皇帝抱着象征至高皇权的“皇帝之宝”御玺，迟迟不舍得交出。嘉庆二年( 1797)，已经当了太上皇的乾隆，还在一方玉玺上面赫然写着“归政仍训政”。
乾隆宣布自己归政后，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了“太上皇帝之宝”，即将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篆刻作为太上皇帝册。这方“太上皇帝之宝”22.5厘米见方，为清代最大的皇帝御宝，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后内府工匠用不同材质制作了大小各异的太上皇帝御宝20余方，这枚“太上皇帝”宝玺是这20多方中唯一一个圆形玉玺。
“太上皇帝”圆玺整体呈圆柱状，顶部利用土红沁色浅浮雕双龙捧千卦罔案，印而朱文篆书“太上皇帝”四字。玺四周以拨划法阴刻乾隆帝《自题太上皇宝》御制诗。玉质温润细腻，顶部纽雕及四周的御制诗文字刻工流畅精细，形态自然。其顶部所刻的双龙捧干卦图案，乾隆时期不但将其刻成宝玺钤用，而且在同时期其它各类宫廷器物上也多有施用，成为乾隆帝的重要标志图案。
“太上皇帝”四字被有意刻制成“十”字形的布局，这种布局始于乾隆皇帝的“信天主人”玺。此后每遇重大事件，往往仿此而做一、二方玺，如“古希天子”、“五福五代”、“天恩八旬”等，从而形成了一个系列。这方“太上皇帝”圆玺是此系列中的最后一方，此玺往往与“古希天子”圆玺其同出现，位置相互对应。
“太上皇帝”圆玺制作于乾隆退位当年，此玺的纹饰和文字对其主人而苦是具有特殊含义的。圆玺四周所刻乾隆帝的《自题太上皇宝》御制诗，诗云：“由古来云太上皇，徽称懿号谓非当。即斯六袟庆犹幸，加以双文愧莫逞。自问生平奚立德，永言绳继祝丕昌。窗明几净西铭读，恰合随时爱景光。”是乾隆帝当时心态的真宴反映。该诗作于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新正完成授受大典，乾隆帝成为太上皇帝刚刚一个月以后的二月初八日。而在此诗的自注中.乾隆特别提到他成为太上皇之后，摒弃了例行的加上尊号等繁文缛节，只是“命镌太上皇帝之宝”作为自己这一重要人生转折的纪念。该诗被多次移刻存不同的“大上皇帝”宝玺之上。其实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乾隆皇帝依然没有放弃权力，依然是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他自己所描述的太上皇的悠闲生活是永远也做不到的。
这方宝玺在《乾隆宝薮》中有明确著录，经常钤用于内府收藏的书画之上。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代韩滉《无牛图》卷、晋代王献之《中秋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唐寅《品茶图》轴等。另外，在一些宫藏卉器物之上也刻有此玺。如台北故宫所藏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代的玉圭上就是如此。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从当时法国海军上尉皮埃尔·洛蒂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些乾隆玉玺的情况：“1900年10月23日，星期二，北京在箱内的格子里，在那隐秘的双层底中，裹放着成百个君王的玉玺，用整块玛瑙，玉石或金子制成。他生命中的任何情形及他在位时的任何法令都需要这些沉重的印章，这些无价的御玺，在皇帝下葬后，没有人再碰过，在这里已经沉睡了两百年。”这位年轻的将军毫不客气地拿走了数枚御玺。“太上皇帝”的圆玺被当时年仅28岁的法同将军德·耶赛掠走。
到了近代，玉玺的概念并没有随着封建时代的离去而渐渐消亡，民国政府成立时曾打造过两方玉玺作为权力象征，袁世凯短暂复辟时也曾命人赶制五方皇帝玉玺。这些接受现代文明的中国人，都不如几百年前的乾隆爷漂亮话说得好：只有将同家治理好，得到人民的信赖和依附，国之印鉴才会有价值和威望。乾隆的千方玉玺，大部分不是国之重器，乃是风雅皇帝的一己玩物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