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登基即位之初，就曾经焚香祭祀告天，承诺若得位60年，就传位给嗣子，从此归政，退闲，不敢有逾越祖父康熙帝61年纪年之数。
乾隆帝在位届60年，他自己也已经有85岁的高龄。
根据朝鲜使臣的说法，乾隆帝容貌气力，虽然还不甚衰老，但已经很容易忘记事情。昨天的事，今天就忘记。早上办的事，晚间就记不清楚。(朝鲜《李朝正宗实录》)
乾隆六十年九月，乾隆帝正式宣布，他将于明年归政，传位给皇太子。
乾隆帝在年轻的时候，遵照父亲雍正帝的旧制，册立皇太子，将皇储的密诏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
但到他传位的时候，皇太子已几经变更，经历了极其曲折的过程。
乾隆元年七月，乾隆帝就立了年仅7岁的皇次子永琏(孝贤皇后富察氏所生)为皇太子，遵照雍正帝秘密立储制度，秘密书写其名，藏于“正大光明”匾额之后。
两年后，乾隆三年十月，永琏病死。
乾隆十一年，孝贤皇后生另外一位皇子永琮，乾隆帝有意将其立为皇太子。
结果次年十二月，永琮生痘病死。
乾隆帝又属意于哲悯皇贵妃富察氏所生的皇长子永璜，乾隆十五年，永璜还没有等到父亲的册立而突然病死。
皇五子永琪(愉贵妃珂里叶特氏所生)，也就是《还珠格格》里面五阿哥的原型，也于乾隆三十一年病死。
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以“国储四殒”，决意手书所立皇子之名进行密藏，并且只谕知几位军机大臣，但不明示自己所定哪位皇子为储君，防止储君夭折。
于是这年冬，乾隆帝进行南郊大祀的时候，默祷上天说：“以所定之子若贤，能承大清基业，则祈昊苍眷祐，俾得有成;若其人弗克负荷，则速夺其算，毋误国家重大之任，予亦可另行选择”(《高宗实录》)。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乾隆帝东巡，从盛京回銮途中，锦县生员金从善在御道旁进递呈词，上奏条陈四事，首先是请立皇太子，说“立太子可杜分门别户之嫌”。
乾隆帝本来就悲伤自己死了四位皇储，因此大怒说：“有太子然后有门户。众人见神器(皇储)有属，其庸碌者必豫先为献媚逢迎，桀黠者且隐藏图谋设机构陷。若不立储则同系皇子，之间并无任何分别，就算有有邪之辈，又能从哪里依附觊觎乎?”
直接将金从善以“狂诞悖逆”罪斩决。
自此以后，再无人敢于议论立储问题。
乾隆六十年九月，乾隆帝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入见，共同阅看所定密缄嗣位皇子之名，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皇太子移居毓庆宫，其名上一“永”改为“颙”。
同时宣告天下：“朕仰承昊眷，康强逢吉，一日不至倦勤，即一日不敢懈弛。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秉承，不至错失。”(《高宗实录》)。
朝廷各部院衙门还有各省需要具题章疏的寻常事件，都由嗣皇帝进行批阅，同时上奏朕来办理。
同年十月，乾隆帝再一次发出谕旨：“朕在明年归政之后，所有缮奏事件，都著为太上皇帝，其奏对也著为太上皇。”
乾隆帝25岁就登基为皇帝，到86岁退位，统治清朝60年。
虽然退位之后，仍以太上皇继续干预朝政，但乾隆由此也算结束了作为一代皇帝的政治生涯。
乾隆帝以皇子登基为皇帝，自幼生长在深宫，不谙世事，不同于康熙、雍正二帝。
即位后，为要巩固他的统治，又力求建立功业，美于乃父乃祖。
乾隆帝的这种特殊的境遇和特有的性格，为六十年间的统治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方面，他在位期间力图有所作为，继述祖业，因而使这时的清朝大体上仍能保持前朝的国势，并以“盛世”自诩。
另一方面，又由于好大喜功而崇尚浮华，不同于雍正帝的倡导实心实政。
连年用兵邀功，巡游宴乐，造成国家巨大的奢靡和浪费。
从皇室贵族到地方官员，都贪婪无厌，吏治败坏，国力日损。
清王朝从此由盛而衰，表面的强盛掩盖着内在的虚弱，歌颂升平的背后酝酿着衰乱的危机。
乾隆五十七年，清军战胜廓尔喀后，乾隆帝为此撰写所谓的《十全记》，自我赞美其57年间的“十全武功”，说：“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御制文三集》)
这所谓的十次战争，对于巩固清朝所确立的版图，强化边疆的统治，客观上起过一定的作用。
臣僚们为此也因此颂赞为“鼎盛”，称之为盛世。
但是，在这些战争中，有很多属于有水分的和可以避免的战争。
比如大小金川之战，如果处置得宜，完全可以避免的。
金川首领停战乞求投降，乾隆帝仍然“必欲诛灭”，最后还是以事实上的失败而告终。
准噶尔、回部之战，对于稳定清朝天山南北路的局势，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清军获胜后，对当地各族民众肆行残酷屠杀，则只能加剧当地民族间和社会上的矛盾。
台林爽文领导的农民起义，给予清朝以沉重的打击，清军损失惨重。
清廷发重兵镇压起义，并没有任何功绩可言。
至于对藩国缅甸和安南的侵略战争，清王朝事实上都遭到失败。
廓尔喀之战，清军获胜后，并非必要地深入廓尔喀境内，最后仍不得不退军言和。
综观清廷这十次战争，有功有过，而过大于功，败多于胜。
乾隆帝不去正视经验教训，而一味自诩“十全武功”，并自称“十全老人”，说明他直到晚年仍未改变不惜穷兵黩武，自炫功业的心理。
乾隆帝在传位皇子的诏书中这样说：“朕绍显洪业，六十年间，天下大治，版图式廓，十全纪绩，五代同堂，和庆骈蕃，实为史册所罕觏。”(《御制文三集》)
在驳斥尹壮图关于满洲贵族和官吏贪婪，民间“蹙额兴叹”的奏报的时候也说：“朕自缵绪以来，益隆继述。只要是惠泽百姓的事，，敷锡越来越多，恩施越来越溥。此不仅胜其他朝代，就算是上溯三代，也是复罕有伦比。”
为此还骂尹壮图：“夫以朕之爱养斯民，如此其厚，天下万民无不身被膏共知感戴。尹壮图对朕爱民的意思，居然懵然毫无感觉，这种兴叹之言语几于摇惑人心。”(《高宗实录》)
乾隆帝晚年陶醉于臣僚们的一片歌赞颂声，又陷于“于外事总未经历”的境地，对于臣下的谏诤和民间的怨叹，不免厌听。
实际状况是：乾隆帝退位前，清朝的统治已然日益腐败，危机四伏。
民间不只是“兴叹”，而且已经在秘密酝酿着起义风暴。
乾隆帝无视这一切，自称为“归政全人”，而把业已形成的种种危难，留给了他的继承者嘉庆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