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新疆罗布泊地区上空升起了巨大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然而，真实的历史又怎会只是这书本上的寥寥一翻页。
1966年10月1日，我国初次公布了第二、三次核试验的相关照片。值得一提的是，彼时带头紧抓“两弹一星”工作的周总理，亲自做出批示裁掉了蘑菇云图下方的地面部分。
明明是宣告中国跻身核大国的重磅消息，为何要辅之以不完整的宣传照片？
一、局势动荡，破局关键在核武新中国成立初期，局势未稳，国内外形势可用动荡不安来描述。
国内是国民党留给我们的烂摊子：因长期滥发纸币、破坏生产而导致国民经济近乎全面崩溃，如何恢复生产、稳定经济形势，进而在政治上站稳脚跟，是党和国家所面临的严峻考验。
国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贼心不死：先是试图“扶蒋反共”，后又在政治上孤立中国、经济上实行封锁、军事上进行包围，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生的人民政权。
除了这紧绷严峻的内外局势，当时悬在我们头顶的还有另外一柄尖刀利刃——核时代的到来，对原子核的研究从纯科学跨越至尖端武器。
1934年，日本最先开始设实验室研究核武器；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原子弹；
1949年至1960年期间，苏联、英国和法国也相继爆炸成功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
对于核武器，起初中央领导并未意识到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毛泽东曾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不久的干部会议上表示：
“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战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1946年在回答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提问时，毛泽东也曾说道：“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在当时，这种战略上的蔑视，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我国当时经济、基础科学等社会条件的限制，而做出的一种权宜之计。
随着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化，中央领导对核武器在战略上的蔑视，很快转为战术上的重视。
在1950年的朝鲜战争中，美国总统布鲁门曾扬言在与中国发生敌对行动时，要动用核武器。包括后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其陆军海军负责人，以及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中，都提出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1951年下半年，时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的约里奥·居里先生曾托人给毛泽东传话：“你们要反对核武器，你们就要先拥有核武器。”
事实证明，在种种威胁与压迫之下，共和国新生的政权要想存活就别无选择，只能被迫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以进行自卫。
居里夫妇
二、排除万难，自力更生造核武1955年1月，中共中央专门就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召开会议，并正式做出决定，我们要创建核工业，研制核武器。毛泽东在会议上一锤定音：“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然而自己制造核武器，对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谈何容易。
旧中国并未给我们留下完整的科研系统，虽然当时有不少青年学子远赴欧美留学深造，其中不乏在一些尖端领域出类拔萃的人才，但是当时的科研力量总体上是十分薄弱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在当时也仅有22个研究机构和200多名研究人员。
军工和军队武器装备方面更是不堪一提，先前国民政府兵工署所建立的所谓西南军工基地，也只不过是些破窑洞，连兵工厂都算不上，最先进的光学仪器工厂连瞄准镜都造不出来。
研究原子弹的起点低至如此，中央领导在谋求自力更生的同时，也在积极争取外援。
当时，中国同苏联还处于二战后的“蜜月期”，赫鲁晓夫曾经相当大方。
在1955年至1958年期间，苏联曾援助我国建造了一座7000千瓦功率的重水反应堆，一座12.5兆电子伏回旋加速器，这“一堆一器”奠定了我国核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此外，苏联还无偿向我国提供相关技术资料；提供充足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用于维持反应堆的运转；以及对我国的核技术专家进行培训等。
这些援助帮我国在短时间内建立了人才队伍，并掌握了研制核武器的基础。
正当中国举全国之力奔赴向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中时，1959年前后，三年困难时期使我国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与此同时，中苏开始交恶。1959年6月，苏共中央决定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1960年7月16日，苏联单方面撤走了所有专家，并停止了对各类设备和材料的供应。
内部困厄，外援孤绝，中国初见起色的核工业似乎就要被扼杀于此。然而就如毛泽东所说：“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似乎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精神气节。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中国迅速重整旗鼓，掀起了一场空前绝后的“人民战争”，排除万难，独自踏上了奔赴原子能研究的征途。
1961年7月19日，中央军委批准国防科委成立专办，加强对我国原子能工业的领导，并决定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为“596”，即1959年6月，这是苏联撕毁核武器援助协议的时间，也是一段不能忘怀的日子。
三、隐姓埋名，委身荒原求真理1958年前后，一个叫金银滩的地方从中国地图上悄然消失了，当地的居民也突然搬迁，这里不再是青海的一个陌生地区，而成为了所谓的“221厂”。
在此之前，金银滩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是陌生的，它位于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境内，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有着金滩、银滩两大草原，北部、东部高山峻岭环绕，没有夏天，年平均气温为-4℃左右。
因势利导，这里成为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基于保密需要，对外都称之为“221厂”。
保密，这是始终附着在原子弹研究工作中的两个字。在那段时间里，与之相关的所有人和事，都注定要掩藏于西北荒原的风沙之下，成为历史波涛中的无名英雄。
这并非是我们杯弓蛇影，草木皆兵。
在我国原子弹研制和生产期间，光是美国就在我国周围建立了20多个监听站、30多个测向站，并不同通过间谍卫星、高空飞机等手段，变着花样来刺探我国核武器的试验情报。
由此可见保密工作的分量所在。而我国也为此穷尽所有努力，于暗处野蛮生长。参与其中的科研人员和官兵，几乎都是被突然调往敦煌，调往金银滩，调往罗布泊，不许和家人告别，不许和任何人说明。
为了这项高度保密的事业，无数的家庭遭遇了夫妻离散、子女失联。他们有的是最优秀的科研人员，有的是工程兵、警卫兵和汽车兵等，一头扎进大西北，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不允许同外界联系，如同突然从世界上被抹去痕迹一般。
正是他们及背后家庭的牺牲，才铸就了我国核试验的安全堡垒。直到1960年之后，官兵们才允许跟家里写信，但是也只能以执行任务或出差为由报平安，关于金银滩和罗布泊的消息不能透露分毫。
根据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侯艺兵的讲述，当时核武器研究所共组织了222名科研人员参与了首次核爆，但是迄今为止研究院也仅知其中150余人的姓名，其中有将近60人在当时甚至还名字也未曾留下。
不光是人的保密，我国当时还建设了高标准的核弹运输专列，分批次往核试验基地罗布泊运送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老鼠、猴子等被用于核爆炸实验的动物，还有大型军舰、战斗机等效应物。
为避免机密泄露，这些大型装备不便直接运输，只好先分块运输进来然后在沙漠中就地组装。
核弹从金银滩到罗布泊的运输，也是一项对机密性和安全性要求极高的工作。从青海跨越至新疆，运输专列的安全要求直接对标毛主席视察工作所乘坐的元首专列的安全标准，参与运输的同志严格坚守岗位，不能插手分外的工作，更不能互相打探消息。
运输专列行至新疆，由新疆军区和自治区公安厅的领导们亲自查岗守夜，自治区党委书记在接见运输专列上的同志时，也只是说了一句“辛苦了”，只字未提有关原子弹的任何问题。
1964年10月16日上午，所有人都在翘首以盼一场西风。试验人员事先在爆炸点的东边划定了一块10.2平方公里的沙漠沾染区，需借一场西风将爆炸所放射的粉尘吹至这一区间，但是罗布泊已经连续刮了几天东北风。
在跟气象站反复确认得到肯定答复之后，所有人都在试验场焦灼等待。终于，在爆前2小时，东北风忽转为西风，达到了核试验的气象要求。
1964年10月16日15时，伴随着震天轰鸣和夺目强光，蘑菇云在罗布泊的荒原与长天中缓缓升起，我国第一次核试验圆满成功！
四、躬体力行，当仁不让总调度原子弹能成功研制，与党中央强有力的领导是分不开的。1962年9月11日，国务院国防工办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提议，组建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
经批示，由周恩来、贺龙、聂荣臻等15人组成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在11月17日正式成立，简称中央专委，由周恩来任主任委员。
中央专委先是专管原子弹的决策工作，1965年3月，又根据中共中央批示扩大内部成员，并继续跟进导弹的研制工作。此后，中央专委更是成为我国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
中央专委的工作具有极高的保密性，所有成员不得向外人包括家人透露任何工作相关的内容，任何文件资料不得泄露。长久以来，这个机构作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其存在和活动几乎无人知晓。
作为中央专委主任的周恩来，自受命后连续召开会议，组建中央委员办事机构。
周总理看准了我国核工业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人才问题，当即决定要加强科学人才力量，在全国范围内选调优秀人员，亲自审定和提名科学专家。
凡是该由中央专委会做决定的时，周总理都坚持采取当场拍板的形式，不拖延、不敷衍，并派人进行督促检查，保证工作效率，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研制提供了有力支持。
周总理是当仁不让的总调度，根据张开善的回忆：“尽管他不是搞技术的，但他具有超常的胆识和敏锐的洞察力，而且记忆力很强”。
他做到了躬体力行，严格保守国家秘密，连其妻子邓颖超都是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从周总理与张爱萍将军的工作汇报中，才得知了周总理一直在参与核武器研制的事情。
除此之外，原子弹爆炸等新闻公告也必须经周总理的审批之后才能向媒体发布，这就有了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周总理特意要求工作人员裁掉了蘑菇云图地面部分，就是防止别有用心的国家依图片推算出蘑菇云的升空高度。
这是对原子弹技术参数的保护，也是对这场跨越数年、无数人牺牲奉献的保密工作成果的珍视。
五、群狼环伺，抚今思昔承精神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国用亲身实力狠狠打了帝国主义的脸，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但我国对尖端科技事业的追逐并未止步于此，1967年7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超过了美、英、法、苏等发达国家。而且对比其他国家，我国在“两弹”的研制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最少、耗费的成本最低，成功率确实最高的。
亲身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钱学森院士曾说：“他（周总理）为我们创造了一套领导和研制‘两弹’的工作方法。”
的确如此，周总理运用组织人民军队、指挥革命战争的经验来领导工作，协同上千、上万人的思想和工作，这是前所未有的“人民战争”。
抚今思昔，比之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种种封锁和胁迫，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是另一种形态的群狼环伺。
首颗原子弹在西北荒原腾空而起一片蘑菇云，其所承载的是每个中国人的大国梦。纵观几十年风雨历程、苦难辉煌，无不是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传承。
罗布泊、金银滩的精神永不褪色，时代需要的是对这种精神的传承。
参考文献：[1]55年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这个“大炮仗”是怎么炸响的？[J].工会博览,2019(35):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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