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列强在侵吞清朝利益的同时，也给清朝带来不少新鲜事物，报刊就是其中之一。
清朝原本有和报刊类似的的信息传递工具，“塘报和坻报”。塘报是自下而上，由地方官员向朝廷上报地方信息；坻报则是自上而下，朝廷将可公开的朝政信息整理并发抄，以便各地官员了解朝廷动向。
不过它们和现代报刊的区别也很明显。例如，并不对全体国民公开、信息范围相对更窄（如塘报更侧重军事信息）、信息采编方式、对信息不做评论分析 ....... “塘报和坻报”的信息传递能力相对于现代报刊还是要差不少。
但是朝廷并不认为自身有满足臣民“知情权”的义务，也不认为臣民皆有议论、监督官员、朝政的权力。因此清廷并不在意这些差异，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重视“报刊”这个新鲜事务。
注：在1901年推行新政前，清廷只在百日维新期间通过官书局创办过《官书局报》《官书局汇报》等五份报纸。
不过随着各类民报的创刊和发展，清廷也慢慢意识道了一个问题，原本被朝廷把持的信息传播权开始松动了。
一些朝廷不想公示的朝政和信息，开始在皇朝上下传播；一些朝廷想冷处理的话题，也被市井小民所热议；甚至于一些“逆党、反贼”公然通过民报，刊发诋毁皇朝的言论 ……
清廷虽然有意整治，但是这些民报要么有洋人背景、要么开办于租界，朝廷缺乏有效的手段去管束它们。因此“庚子之乱”后，借着推行新政的机会，朝廷也开始大力办报，以期夺回丢失的“阵地”。
1901年到1912年清帝逊位的十年间，朝廷共创刊了110多种报刊，而且发行量很大，各省排名前列的报刊基本都是朝廷的官报。但是朝廷在取得这个成就的同时，也有尴尬 – 民众对官报非常冷淡。
因为这十年间官报没有出过一个知名的记者、编辑或报人；也没有发出过一则重量级的报道，而且官报对于皇朝的热点事件也常常兴趣不足。例如“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上海的《申报》对此案追踪并深入报道三年。但若只看同时期的官报，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个普通地方小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异的现象呢？可以用1902年创刊的《北洋官报》为例（袁世凯督办），来看看朝廷具体是怎么办报的。
上图红框中为第一代“媒体广告”
首先《北洋官报》的报馆架构就和《申报》之类的民报迥然不同。
朝廷对北洋官报局的管理团队非常重视，主管“总办”及其下属人员皆是朝廷官员并有正式品级（总办四品，其他依次递减）。但是对于报刊的另一个重点 – 采编，朝廷又是另一种态度。
北洋官报局没有设置专职记者，而是以兼职的“报告员”代之。这些报告员大多由各主要城市、港口、府衙的官员临时充任。也可以说官报的信息采集还是在用传统的“塘报”模式，由各级官员向上汇报。
各省在组建自己的各类报刊局时，人员、组织架构等基本都照搬了北洋官报局的模式。
因涉及自身的政绩、利害冲突、裙带关系等等，这些“报告员”上交稿件的内容是可想而知的 – 以汇报成绩为主。虽然偶尔也会涉及到朝廷的一些不足，但主要都是替上官辩解、粉饰。至于挖掘这些信息背后隐藏的问题，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原本应该占据版面的“新闻”，很快就被读之如嚼蜡的文书、文牍所替代。而且官报对此也直言不讳：
民报以新闻为主，文牍为辅；官报则以文牍为主，新闻为辅。《四川官报》甲辰第32册本报只登载官文书，不述新闻、不撰论说，亦不转载别报论说、刊发诗词，及无关政事之文建，以符合官报名义。《两广官报》1911年6月11日
另一方面，朝廷为了尽可能地消除“负面”影响，对于内容的审查也很严苛。《申报》在1911年8月报道了一则相关事例：
吾国政府瞻循情面，顾忌太多 … 如前日详参内务府一折中有某项浮冒若干等语，指责内务府吞蚀积弊甚详，上月二十四已有内阁交《政治官报》刊登，排印已就，忽传谕收回此折。《政治官报》只得临时拆版登他稿。
虽然是御史依照自身职责的弹劾并由内阁“报告员”转报，但顾虑到民众可能会因腐败问题而“怨恨”皇朝，所以朝廷还是要求撤稿。朝廷直属的《政治官报》都这样，其它各省对自己下辖官报的态度就可以想而知了。
因此当时的官报对于时事消息，大多只刊载一些无关痛痒的地方杂事来吸引眼球，如抓获奸夫淫妇、偷盗贼人等等。
民报带火的“论说”（类现今的时事评论），官报虽然也有涉及，但大多不直面问题。例如1905年8月《南洋官报》一篇涉及社会腐败、管理混乱的论说，给出的改进建议是“禁止随地大小便、查禁街头春药贴士（广告）”等等。
对于自身的办报理念，当时民报提出当为“人民之喉舌也，官吏之监史也”，以起到“监督朝廷、向导国民”的作用。而官报与之对应的主张则是 –当为朝廷的宣讲机：
代官立言，而谕斯民……官所已言者，固为述而刊之，官所未言者，又必为详而揭之……《南洋官报》1909年2月10日
所以各官报的版面充斥着歌舞升平、安居乐业的内容。虽然能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一种“大清正在蒸蒸日上”的幸福感、自豪感，但放下官报后就会明白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实际看到的是行将就木的皇朝。
因此民间对官报毫无热情、视而不见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那么官报为什么在读者口碑一败涂地的同时，又能在发行销售量上远胜当时大多数民报呢？因为它们能强制摊派销售 -- 看不看不重要，必须买才是重点。
像朝廷直属的《政治官报》，要求各省、重点城市、口岸等至少订阅三百份。各省的官报也有学有样，向省内的府县摊派，甚至于玩出了新花样。以各府县的地亩数来折算摊派数量（每亩按一二百文钱折算），相当于增加府县的税赋，并且将完成情况跟地方官员的考评挂钩。
由此官报的刊行数量动辄上万，相对应的民报，印数过万的不超过三家。如此骄人的成绩，也难怪《南洋官报》会自诩“二十世纪之新中国，其以吾官报为之代表”。
既麻痹了自己，某种程度上也让大清在赞歌中安静的迎来了自己的终局，也算是官报为朝廷做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