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汉武帝和司马迁的基本情况中国人都是了解的，一个是雄才大略的汉朝皇帝，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史记》的作者。在中国的历史中，类似汉武帝或司马迁的人好像比比皆是；但如果我们从更深层次考量会发现，这两个人其实是对中国最有贡献的两个古代伟人，大概除了秦始皇，其他人的贡献都不能和他们相比，大家司马光等辈、所谓贤君唐太宗之类，其实都只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而已。
汉武帝和太史公是同代人，同在一个朝廷，一个皇帝，一个史官。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以弱敌强，激战后无奈投降了匈奴。消息传回汉朝，罪大恶极。司马迁上书为李陵辩护，武帝大怒，结果司马迁也被处以“腐刑”。后来司马迁写了《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书中写汉武帝时对汉武帝为了长命百岁数次被妖人愚弄欺骗的故事着墨甚浓，且对汉武帝的“好大喜功”，不断对外征伐有一个基本的定性，即：劳民伤财，付出甚多，收获极小。这也直接影响了我们后人对汉武帝的印象。
据说汉武帝本人也看过《史记》，颇感不悦。但我们后人依然能看这本伟大的著作，这一点很重要。要是大清皇帝看了这样描写自己的文章，作者灭九族大概是免不了的。就从这一点就说明，至少汉朝时文人的写作环境是相对宽松的，汉武帝是胸怀博大的、非常了不起的。
太史公这样写汉武帝，也许带了一点“个人恩怨”，但更多的是他确实不喜欢汉武帝的作为，他的世界观不是这样的。作为儒者，守成是底色，收敛而不张扬是本性，太史公也正是这样的人。但汉武帝的性格和他很不同，如果把太史公比作屋檐下一只精致的燕子，则汉武帝是高空中翱翔的鹰，燕子和鹰的视角和理想是完全不同的。从这一点看，汉武帝对太史公施刑可能不仅是因为李陵，可能早就不顺眼了，世界观完全不同嘛！。
扯了半天，哪他们对中国到底有什么特殊贡献？贡献大了！别人比不了。先说说汉武帝。
如果说秦始皇为后来的中国的方方面面基本定了型的话，汉武帝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开拓。可以这么说，现在中国的疆域基本定型于汉武帝，后面的大多墨守成规、贪图享乐，少数或者好大喜功但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他们都不能和汉武帝相比。 面对崇山峻岭，广大无边的沙漠戈壁，是自顾一亩三分地还是开拓边疆和世界相通交流？汉武帝选择了后者，所以他很了不起。
太史公呢？一个写史的人怎么也能和汉武帝比呢？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依我看，司马迁对中国的贡献高于汉武帝。汉武帝是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但可能只是暂时的，他一死，硕果难存，毕竟和他一样视野的皇帝不多；但司马迁的《史记》精神却是是长久的，如同航行大海的灯塔、指南针，后人逢暗无天日、艰难困苦时节，都能靠指南针、灯塔找到方向。这就是优秀文化的传承、辐射能力，司马迁就做了这个看似一般其实意义非凡的事。
世界上曾有很多帝国强盛过，但都消失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根源就是他们的文化没能够得到传承。文化亡则民族亡，而太史公司马迁则对中国的文化传承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他的后人接过他的旗帜，一点一点地记叙着历史，由此，中华文明能够一直薪火相传、闪耀不灭，太史公功莫大焉！
太史公的《史记》记录着古中国人的优缺点，却能让人充分感到一种高山仰止的伟大，使得以后汉民族以外的民族能心甘情愿融入中华文化之中，最后形成如今的中华民族。比方说西晋后面的后赵开国君主石勒，当时是被晋人看不起的胡人，据说西人长相，高鼻子凹眼睛，他对汉文化就极为敬仰。不识字，但喜欢听人读史，里面当然有《史记》。他是这样评价自己的：我如果碰到汉高祖就北面称臣，如果碰到光武帝刘秀，则和他逐鹿中原鹿死谁手也未可知。由此可见，他极为认同汉文化，且把自己当做其中的一员。像石勒这样的人最后都融入中华文化大圈子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了。
假如没有《史记》这类记载，看着西晋人的腐败堕落，谁会认同你？必定毫不含糊一脚踩死。如此，中华文明也必定和世界上其他璀璨过的文明一样，消失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了。
所以我说，对中国来说，写《史记》的司马迁比汉武帝的贡献更大。
汉武帝是面向世界的，司马迁是面向身边的；汉武帝视野是放射的，司马迁视野是收敛的。一阴一阳，相辅相成。现在的中国人也传承着这样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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