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汉武帝过大于功。功过四六开，甚至是三七开。
仅就汉武帝最大的业绩攻击匈奴来讲，吴思认为，从战争的效果看，国内民生凋敝，外患并未根除。汉武帝的铁血政策未必是最佳方案。同样的效果，以代价更小的方式完全可以达到，比如修长城。
对于汉武帝生平形成的“精神遗产”，吴思认为：精神遗产，看怎么说。打仗可以看成精神遗产；修长城，那不也是精神遗产吗？再比如清朝，睦邻友好，邻国有困难时伸出援手，两利，双赢，那不也是精神遗产吗？三种精神遗产，哪种更好？为什么非要打呢？难道说，我们的祖先把匈奴打到欧洲，然后祖先的手下败将再把欧洲灭得灰头土脸，这个才更好？
缺了汉武帝的霸道，我们民族是否会因此少了一种激烈情怀？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老百姓哪能为这种帝王的霸道感到自豪呢？”吴思说，“小孩身上被人吐了一口痰，他上去就把人眼睛挖了，我想任何父母都不会觉得这是好事。汉武帝所有的事都‘愣’，都过度，荷尔蒙太旺盛，当一个人的人性得到最张扬的发挥时，肯定是他人的边界被压缩到最小的时候。
汉武帝做事，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如果他的所作所为导致后人效法攀比，那就更不好了。还是想想孔子的精神遗产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汉武帝的所作所为，是否已从个人行为转化为民族的共同记忆？他功劳真的需要那么激烈的质疑吗？
“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当事人对自己的评价。
晚年汉武帝自己下罪己诏了。我们更应该从这笔精神遗产中获益。”吴思笑盈盈地说。
总之，吴思认为汉武帝个性鲜明，雄才大略，但这些都掩盖不了他的过失，而且过大于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黄朴民则认为，汉武帝功劳大，错误多。
文帝景帝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武帝则是弄个乱摊子，让别人来收拾。
然而与吴思不同的是，黄朴民认为，汉武帝是在诸多内外方略中，选择了一个短期有利有弊、长期影响深远的方略。
英雄造就了时势，时势也成就了英雄。
一方面，汉武帝时代，汉朝确实具备了主动出击的经济实力。汉高祖时期，天子的车都凑不齐四匹一样颜色的马，将相外出乘牛车。汉朝屡屡受害于匈奴，却只能选择和亲。经过“文景之治”，汉武帝的政策已经具备了多种选择的条件。另一方面，汉武帝的决策无不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
相同的外部条件，换一个皇帝，决策也许就完全不同于汉武帝。除性格原因以外，公羊学对汉武帝的影响也很大。公羊学是儒家中与法家结合得比较紧的学派，它讲究的是“大一统”、“尊王”，还有就是“大复仇”。所谓“大复仇”，就是后代对于先辈的耻辱，一定要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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