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执政的前十年,国家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变法,使吏治得到了很高程度的肃清,革除了不少财政上的弊端,特别是一条鞭法的推行,大大增加的国库的税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明朝经济一片繁荣,史称这十年的时间为“万历中兴”。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明朝二百多年来最具实力和责任心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他被梁启超称为整个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张居正作为首辅执政的这十年时间内,对于晚明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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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侍奉过明朝三代皇帝,他于嘉靖二十六年考上进士后,很快便得到了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徐阶的赏识,让他供奉翰林,熬熬资历。没过多久就提升他为国子监司业,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在这个职位上,他认识了更多官场上的人,打开了人脉,深谙明朝官场上的各种蝇营狗苟。从此他和徐阶,高拱结成同盟,一同对抗当时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严嵩。严嵩倒台之后,徐阶进阶为首辅,张居正和高拱在徐阶的帮助下一同进入内阁参与朝政。
张居正在官场上的名声一直不好,有不少人背地里称呼他为“黑心宰相”。原因是他打击排斥政敌可谓不折手段。徐阶致仕以后,张居正为了和高拱争夺内阁首辅的位子,不惜编织罪名网罗言官弹劾高拱。高拱被迫致仕,告老还乡,并且终身不得回京。如果我们以传统的道德观念去约束张居正这样一个大政治家,无疑是妄自菲薄的。在明朝官场那样一个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深陷进去万劫不复的漩涡里,张居正如果不能保全自己获得地位,那么他的事业将无从谈起。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正值大明王朝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之际。并且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岑猛叛乱,给明朝南方的边防带来重大威胁。同时东南倭寇骚扰沿海,劫掠村落州府,官兵武器羸弱,束手无策。张居正面对的,是一个岌岌可危的政治场面。然而张居正很明白自己要做什么,该怎么做。明朝此时已历二百余年,积弊太深。他知道如果不改革,恐怕就是改朝换代。如果改革,那么必须拥有自己在朝中有共同目标的党派。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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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想到的人是一个太监,这个太监不是别人,正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万历皇帝的大伴。冯保是内廷能够翻云覆雨的人物。结交了冯保,就等于抓住了皇帝。张居正明白,自己的改革宏愿少不了冯保的帮助,内阁和司礼监必须一条心。为了结交冯保,他派自己的亲信官员去给冯保送去大量礼物,让自己手下的人和司礼监大大小小的头目都保持友好的关系。冯保看在眼里,知道张居正有意结交自己,便也伸出了橄榄枝,让司礼监和东厂的人回赠张居正礼物。就这样,东厂成了张居正和冯保之间联通传讯的工具。张居正改革期间,但凡内廷的阻力,人事的调配,皇帝的周旋,冯保都能一一化解,给张居正腾开足够的空间去干大事。
张居正是深受儒家传统教育的儒者,它能够低声下气地结交一个宦官,这是十分难得的表现。从中不难看出张居正是一个成大事不拘小节的人。
张居正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用人。嘉靖和隆庆年间的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还有李成梁,都是张居正一手提拔起来的。他知人善用,并且用人不疑。在戚继光抗倭期间,无论戚继光的方法多么难以令人接受,张居正总是能够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他最大的支持。抗倭期间,明朝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东南沿海各省的军事调配权。戚继光武将出身,在组织抗倭事宜上经常受到地方政府的刁难和推诿。比如武器弹药的供应,粮草的供应和地方军队的调配等等。张居正任命谭伦为兵部尚书,总督东南各省,协助戚继光后勤事宜。戚继光终于有了直接可以倚重的封疆大吏。要是没有张居正这个在朝廷的忠实的靠山,戚继光的事业也不会进行地那么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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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张居正表里不一,表面上大公无私,实际上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多次接受戚继光和李成梁的重金礼品。在接受贿赂这件事情上,张居正毫不掩饰。他对人说:“戚继光、俞大猷等部在外面作战,朝廷中已经有人密告他们拥兵自重,有不臣之心。如果我不接受他们的贿赂,他们的心里必定不能安稳。如果他们有所顾忌的话,又怎能安心地作战呢?”
张居正行事极有分寸,他能够洞悉到每一个微小的地方,每一个常人难以观察到的细节。要不是如此,他的改革措施也绝对难以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