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三个回到秦国的时候，秦穆公竟然身穿丧服在郊外恭迎，他面对战败回国的将军哭泣着说：“都是因为我当时不听蹇叔的话才使你们蒙受耻辱，这次战败都是我的罪过呀!”秦穆公真诚的“罪己”不仅深深地打动了出征将军，而且也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众臣官僚。从有关的历史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经过这次“罪己”以后，秦国全国君臣上下变得更加团结一致了，而秦穆公之后取得的巨大的政治成功也都与他的“罪己”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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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仔细想想，像秦穆公这样的一代英雄真的会为了几个臣子而责怪自己吗?这不过是收拢人心罢了。古往今来，像这样的事历史上并不是太多，有很多人都认为他就是一名贤君，他就是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不能说他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他这样做也正是借“罪己之术”来拉拢人心。而秦穆公的这招“罪己术”不仅获得了秦国上下军政人员的尊敬，同时还使孟明视等三人为了报答他的不杀之恩而更加死心塌地地为他效力，真可谓一箭双雕。
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大家都知道，其实“罪己”有些时候也是成功的开始，就如上面所讲。有些领导害怕罪己危及自己的地位和形象，其实他们不知道，这恰是一个得人心的高招;一个领导者越是虚伪、越是无能、越不敢罪己，就越容易失民心。项羽、崇祯他们自己犯了错误常常罪天不罪己，因为他们自命为天子，容不得一切政治上的反对派和不同意见，更不能让自己有任何失误，所以他们就责天以求自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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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个真正的帝王在对待大臣或处理政事时，如果感到罪己比杀人能获得更大的政治效益的话，那么他也会选择前者的，因为政治利益才是他最终要去考虑的。秦穆公的“罪己之术”以坦率宽宏的态度来承认过失，收买名声，而收到的却是更多的政治利益，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民心。像这种政治表演，汉文帝、汉景帝父子都干过，让历史学家久久称羡的“文景之治”其实与当时的皇帝敢于并善于下诏罪己有很大关系。就连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在晚年也曾数次用下诏罪己的办法平稳巧妙地渡过信任危机。所以说，“罪己之术”并不是失民心、破坏自己的形象，而是一个得民心的“高招”。一个人也只有让别人心悦诚服，才能让别人死心塌地地为你做事，而要想做成大事亦是如此。
其实君王的下诏罪己无非是把政治行为的过失归罪于自己，这样做不仅表现出了帝王的政治胸怀，也表现出了一个帝王的个人人格。这样也会使后代的帝王一遇到政治困难便会做自我批评，但这种做法有时候未免显得太过做作，太缺乏真诚。我们总觉得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在中国早期政治家那里倒显得更真实自然、更感人，也更能产生政治效益。是啊，历史写的都是君王的好，君王的成就如何显著，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但他们也确实比我们想的还要高一招，因为他们自己有更远的想法与目的。透过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执政者“罪己”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收拢人心，但这确实不失为一种在政治上比较高明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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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想想也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不管做了何等错事也是万岁、万万岁;而臣子们则以歌功颂德、文过饰非来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阶，这是很正常的。我们想想，如果君主一反其常态而罪己，说明他起码认识到了两点：第一点，无论当朝的舆论如何被掌控，百姓心中总是会有一杆秤的，所以是非自有论断;第二点，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百姓即是水，君权即为船，所以即便天子也须考虑民意，不能过份胡来。而也只有这样，他才能称得上是一个高明的统治者，而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名帝，大都是因为他们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