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刘备生前，诸葛亮曾感叹刘禅“非常聪明，超过人们的期望”。刘备也谦虚地说“审能如此，吾复何忧!”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说：“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晋书.李密传》载，李密认为刘禅作为国君，可与春秋首霸齐桓公相比，齐桓公得管仲而成霸业，刘禅得诸葛亮而与强魏抗衡。对于刘禅不战而降，王隐在《蜀记》中讲：刘禅之所以宁背骂名而不作辩解，乃“全国为上之策”。像刘禅这样注重国人现实利益的政治家，与“打肿脸冲胖子”的面子政治家所不能同日而语。
莎士比亚说过：“装傻装得好也是要靠才情的;他必须窥伺被他所取笑的人们的心情，了解他们的身份，还得看准了时机;然后像窥伺着眼前每一只鸟雀的野鹰一样，每个机会都不放松。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刘禅亡国之后，作为亡国之君，不仅自家生命，而且包括对蜀地百姓幸福都掌握在人家手里。自己的待遇，直接影响晋国对蜀地百姓政策的宽松。所以，刘禅必须装憨卖傻，处处隐藏自己才能，才能瞒天过海，养晦自保。表面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后，潜藏着过人的狡诈和机智。周寿昌的《三国志集解》评价阿斗说：“恐传闻失实，不则养晦以自全耳。”所以说，后主刘禅不失为“通明智达”的一代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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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侯，我老子教育我时，可我总是一个耳朵听，一个耳朵冒，听到不顺耳的地方，还想顶上两句。我的小儿子更是门里出身，我的每一句话，儿子不仅不听，而且认为句句多余。一次，我说多了，儿子气愤地说：“等你老熊老了，我再跟你算帐!”我之所以如此罗嗦，就是为了说明：人和人其实很难长期相处，父子尚且不行，又何况君臣关系呢?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而事实上，对于事无巨细，大权独揽的诸葛亮，刘禅也基本上做到了凡事谦让，“以父事之”。按照常规，诸葛亮本应还政与刘禅。北伐前夕，诸葛亮依旧把22岁的刘禅当作孩子，特派心腹“监管”，“后主益严惮之”。不仅如此，还在《前出师表》中，透露出对刘禅的种种不满，象对待孩子一样提耳面教刘禅的“亲闲臣，远小人”，而青年天子刘禅从大局考虑，委曲求全。
诸葛亮的违背了先主辅政的嘱托，进而代政，并长期大军在外，犯了君臣大忌。尽管刘禅与诸葛亮君臣之间也存在着些许不谐，而刘禅也是为大局着想，克制自己。诸葛亮用人失误后很内疚，后主安慰说：“胜负兵家常事。”诸葛亮自贬三级后不久，为了不影响诸葛亮的权威，等诸葛亮打了胜仗后，刘禅及时恢复诸葛亮的职务。诸葛亮死的消息传来，刘禅连日伤感，不能上朝，竟哭倒于龙床之上。当灵柩运回时，刘禅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诸葛专权对后主很有刺激。在诸葛亮死后，刘禅反对为其立庙。但在众人的一再要求下，阿斗也没有固执己见。尽管如此，刘禅还是没有丢掉诸葛亮这面旗子。如此行事，既得人心，也顺民意，从而保证了政局的长期稳定。刘禅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内变”的道理，只要自己一时不清醒，野蛮的路线斗争也就不可避免。!青年帝王刘禅对此却能从长远着眼，如此得体地处理权臣问题，也可谓亘古未有。如此贤德的领导，在专制制度的历史长河中，也是奇迹。南朝史学家裴松之评价“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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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主刘禅不仅有肚量，而且很有头脑。诸葛亮急于北伐，青年帝王刘禅头脑非常清楚，规劝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尽管诸葛亮置自己的规劝与不顾，但北伐决议一旦形成，刘禅还是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诸葛亮死后，刘禅马上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刘禅唯恐蒋琬犯诸葛亮老毛病，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魏延造反，却表奏杨仪造反。后主听完魏延表奏，马上提出疑问，曰：“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仪等众，何故烧绝栈道?”
为了防止权臣权力太重问题，刘禅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主官政务，以蒋琬为大司马，主管军事，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死后，刘禅“乃自摄国事”，大权独揽，彻底解决了蜀国多年“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政治体制。
后主刘禅不仅分析问题有头脑，而且处理问题也很果断，有人情味。刘琰的妻胡氏入贺太后，太后留胡氏住了一月，引起刘炎的猜疑，导致了恶性事件。刘禅接受教训，马上废除了大臣妻子母亲宫廷朝贺的礼节。对于姜维等人把蜀国衰落责任推给宦官黄皓时，后主并没有委过与人，只是说：“区区一个太监，不过是一个听喝的。”夏侯霸的父亲为黄忠所杀，刘禅安抚前来投降的夏侯霸时，说：“你父亲的遇害，非我先人所为。”一语带过之后，套近乎说：“我的儿子还是你外甥哩!”魏延叛乱被杀，后主也没有对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后人认为：“后主能作此语，亦非非常。”在待人接物等方面，刘禅的胸襟比他父亲刘备要大气的多，不失于第二代领导人的风范和气质。
伏锲克说过：“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决定性关头做出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的做的事。”同时代的领导人吴主孙皓在晋朝大兵压境时，尚“作昭明宫，工役之费，以亿万计”。善于纳谏、明于决断调度的晋武帝，天下一统后，“怠于政事，颇事游宴选吴孙皓宫女五千入宫，掖庭殆将万人。尝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晏寝，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撒地，以引帝车。”作为三国中最弱的一方，刘禅能领导蜀国41年，既避免了班子内部互相倾轧，也没有隔几年发动一次大的运动，而政权稳固。在国家人民去留之际，后主看重的是人民的现实利益，摈弃了面子政治，减少了生命财产的无谓牺牲。在危难关头，当断则断，使国家人民得以保全。如此决策，与“为了自己一己私利，而不断地鼓动老百姓为自己卖命”的刘备来比，不知进化了多少代。跟同时代领导人吴王孙皓和晋朝开国皇帝武帝相比，刘禅也不乏仁德名主。如此大气国家领导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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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永认为：“残暴之君在位，臣民颂他为救星;仁德之君在位，百姓视他为赘疣。”孟德斯鸠说：“那种历史记录读来乏味的国家是幸福的。”王学泰说：“统治者的招抚政策能使更多老百姓活下来，无论在当时老百姓来看，还是从当代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都应该是一件好事。因为被招安的老百姓不必再用生命的代价去换得一日之果腹;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少破坏一些社会财富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为什么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招安比镇压还坏呢他们的逻辑是：镇压使得阶级矛盾更为尖锐、阶级斗争更为激烈，阶级斗争越激烈越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从历史事实看这显然是荒谬的。几十年的战乱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社会财富、人口几乎是一扫而空，‘激烈’到这种程度还能‘促进社会的发展’，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