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前259～前210)，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史书记载，他有三个名字。一曰嬴政，他是秦庄襄王之子，“秦人赢姓”，由于生于正月，故起名为正，古代通政，因此写作政，所以追根而论为嬴政。二曰赵政，先秦时，有以出生地为姓的习俗。秦始皇以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正月生于赵国首都邯郸，故以赵为姓，称赵政。三曰吕政，秦始皇又怎么会姓吕?这就牵扯到了秦始皇的身世问题。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赢政的父亲子楚在赵国做人质时，当时赵国的政治投机商吕不韦钻了秦国宫廷的空子。吕不韦先与一个能歌善舞的赵姬同居，知道赵姬有身孕后，让赵姬去勾引秦太子子楚。不久子楚爱上赵姬，吕不韦便把赵姬献给子楚。赵姬足月后生下赢政，子楚于是立赵姬为夫人。后来子楚回国继承王位，死后把王位传给子政。
这种说法被班固所接收，于是《汉书》直接称赢政为吕政。东汉高诱为《吕氏春秋》作注，他的序记载的情形跟司马迁的记载基本一致：“不韦取邯郸姬，已有身，楚见说之，遂献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为夫人。”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这样解释：“吕政者，始皇名政，是吕不韦幸姬有娠，献庄襄王而生始皇，故云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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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史记·吕不韦传》记载，“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期(古音为ji)即一周年。就是说子楚娶了赵姬一年后，赵姬才生赢政。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按照这样计算，赢政应该是子楚所生。从两汉到宋元时期，一直都信奉秦始皇私生子之说，未有异议。
秦始皇果真是私生子?这是一个千古之谜，由于年代久远，事实已无法查实。然而有人从动机上开始怀疑《史记》记录的真实性，由于司马迁因祸遭到残酷的宫刑，在他的笔下，历代酷吏、暴君多少被涂上不良的墨迹，所以也不能排除司马迁在记录秦始皇时，因反感而夸大其辞。
在明代，便有人开始对《史记》提出异议。明人汤聘尹以秦皇乃吕不韦之子，是“战国好事者为之”。清代学者梁玉绳也提出异议，认为《史记》系从传闻得来，非从考实得来，并从行文剖析，以为司马迁在记述中即有所保留。
明朝的王世贞则更进一步，他在《读书后记》提出两条理由：一是吕不韦为使自己长保富贵，故意编造自己是秦始皇的父亲的故事;二是秦灭六国后，原六国的贵族或失去他们的食邑、或家破人亡。但他们除了进行言论攻击外别无办法对秦朝进行报复。于是在极端的愤恨中他们散播对秦始皇的身世进行攻击的这一言论：“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秦宗室的香火到了这里也就熄灭了。六国虽亡，但秦国也同样灭亡”。
另外，还有人对“大期”的解释提出疑问。期，一年也，所谓“大期”，是指过十二个足月之后分娩(一说十个足月)。按照常情，女子发现“有身”，一般在孕后一二个月，既然吕不韦在“献其姬”前已经“知有身”，据生育规律，赵姬何以能在归子楚后十二个月方分娩生政?怀孕超期分娩的情况也有，但赵姬的超期未免超得过于异常。所以他们认为《史记·吕不韦传》所述值得怀疑。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也怀疑吕不韦为秦王政生父之事，他指出三个疑点。其一，仅见《史记》而为《国策》所不载，没有其他的旁证，这未免不让人产生怀疑。《战国策》是研究战国时期的重要史料，而秦国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国家之一，为什么对于吕不韦偷天换日，有关秦朝血脉的事情只字不提，一直等到西汉时期的《史记》才来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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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关于秦始皇故事的情节与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如同一个刻板印出的文章，情节大类小说。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大致梗概是这样的：赵国有个人叫李园，他想把自己的妹妹环献给楚王，但是听说楚王不能生育，惟恐妹妹进宫由于没有子嗣而得宠爱不长久。于是他跟妹妹商量，先将她献给春申君，等到怀孕的时候再献给楚王。事情果真如愿，春申君果真使李园的妹妹怀上了孩子。
事情至此也就到了关键时刻，这时李园的妹妹引诱春申君说：“今妾自知有身矣，而旁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而有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封尽可得，孰与其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被说服，遂将女环献于楚王，生了个儿子，即后来的楚幽王。这段故事与吕不韦与赵姬的故事如此之相似，郭老据其推断，吕不韦与赵姬的故事可能流行于西汉初年吕后执政时期，是吕氏集团成员仿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编造的，目的是为吕氏称制制造舆论。
其三，《史记·吕不韦传》记载秦始皇的母亲是邯郸的歌姬，但是记载子楚回到秦国时候又说：“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歌姬和豪家女，这二者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难于自圆其说。
但《史记》的历史地位还是让许多学者不肯轻易怀疑它记载事件的真实性，他们认为，明清学者以及郭沫若先生的论断都只是对于史实的一种臆测，论据不足。司马迁的记述虽然有矛盾之处，但他的着书风格一向以严谨、直笔而不是猎奇而着称，所以他对于吕不韦和赵姬不可能是空穴来风。
当代有的学者就对郭沫若的三点质疑，作了针峰相对的批评，认为：第一，《史记》的记载有不少是《战国策》没有载过的，这正是《史记》流传千古，受人称颂的原因之一。没有旁证，照样能保持《史记》的真实性。例如，司马迁的《史记》详细的描述了夏朝的世系，然而司马迁距商代已有千年之遥，以后也基本没有实证。所以二十世纪之前许多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对夏代的有无产生怀疑，但是二十世纪初发现的殷墟甲骨文献，却雄辨地证明了司马迁记录的高度准确性。
第二，吕不韦与赵姬的故事跟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类似，只能说明这种斗争手段，在当时是被不少政治上的风云人物所运用;第三，关于《史记》记载矛盾的地方，其实并不矛盾，二者还是有相通之处。假如子楚果真看上了吕不韦的小妾，这无疑给吕不韦提供了另外一个机会，因为一旦子楚回国即位，他和歌姬肚子里的孩子就有可能成为皇帝，这一想法符合吕不韦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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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是一个冷静的人，他善于处理各方面关系，也知道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他能想到异人看上了歌姬，也就想到歌姬肚子里的孩子能够有承国的希望。所以他会尽一切能力掩饰歌姬的真实身份，为歌姬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背景，所以出现《史记》记载的那样“赵豪家女也”。另外，根据常理分析，当时的子楚作为一名王孙，娶妻纳妾总要有一定的排场的，否则又怎能名誉盛于诸侯?这也会要求歌姬有一定背景，所以就出现了称谓前后矛盾的地方。
另外，不论《史记》也好，《战国策》也好都记载了秦王政当上皇帝之后，吕不韦与太后私通。如果吕不韦以前和太后没有任何关系的话，吕不韦必然会爱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不会去和太后私通。只有吕不韦有所依仗(包括吕不韦认为秦王政就是自己儿子)，或者和太后早有私通，才会冒险与太后私通的，否则，一个后庭美女如云的丞相，如不是有什么隐情，冒着生命危险与太后私通，让人难以理解。
两千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关于秦始皇身世的争论仍未取得一致看法。但是不管秦始皇真的是皇室血脉，还是野合而生，丝毫影响不了秦始皇为历史所做出的功绩。中国有句古话“树大招风”，越是有影响力的人，便会出现更多的争议。与其在这里讨论这些野史八卦，还不如去研读秦始皇的治国政策，或许能使我们有所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