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难还是守业难?房玄龄和魏征有不同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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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炀帝在位期间,为满足其骄奢淫逸之心,大兴土木、搜敛无度,终于引得天下大乱,反抗暴政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至李渊建立政权之初,扫平各地割据势力的战争频繁,整个大唐王朝依然处于国弱民贫、危机四伏的状态。

  虽然李世民依靠手下文武发动玄武门事变,成功上位,但这种成功并没有给他多少喜悦。屁股在龙榻上还没有坐热,突厥人就打上门来,无奈之下只得忍气吞声与颉利可汗签定了史称“渭水之盟”的互不侵犯条约。名为“渭水之盟”不过是史家的曲笔,实则为屈辱的城下之盟。城下之盟,《春秋》耻之,熟悉历史掌故、心雄万夫的李世民自然心中深以为恨。心中虽说恨得咬牙,无奈自从继位以来蝗灾旱灾不断,黄河以北千里茫茫,人烟断绝。田里颗粒无收道路萧条,物价飞涨,“一匹绢才得一斗米”。小民生活不易,李世民这个大地主家也没有一颗余粮,国库空虚。想与突厥一较高下,也是有心无力。

  忍辱负重到贞观四年,趁突厥内外交困的天赐良机,李世民派出大将李靖率兵十余万主动出击,于阴山北大破东突厥,一举活捉了颉利可汗,终于一洗前耻。

  李世民为消弭边患,在本该休养生息的时候不得不对外连年用兵,许多青壮劳力战死疆场,田园荒芜,人口锐减。史料记载,直到贞观十一年,盛世大唐的总人口数仍不及隋王朝时的十分之一。

  作为亲历者,唐太宗曾目睹了隋末乱世百姓民不聊生的惨状,也深知隋为何会成为短命王朝,二世而亡的,因此无师自通了“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的道理。

  李世民对隋王朝的兴盛衰亡有着清醒认识,决心克己修德、励志图精,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有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贞观盛世气象。

  有了这样值得傲娇的优异治绩,唐太宗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贞观十二年的一天,他突然若有所思的问身周近臣:“创业与守成相比,哪个更难一些?”

  “臣以为国家草创、秩序尚未建立,群雄并起争夺天下,而后逐一使之臣服,创业难。”见众人沉默不语,宰相房玄龄只得清咳一声率先开口。

  “微臣以为守成难!自古君王得天下莫不历经苦难,而失之于安逸。”魏征见唐太宗向自己望过来,侃侃而言道。

  房玄龄有着深厚的道家、儒家文化根基,早年即“杖策谒军门”,成为秦王手下的头号智囊,李世民视其为“邓禹”、“萧何”一样的人物。因为有“定社稷之功”,辅佐李世民登上帝位,于贞观初年任相至今,深受唐太宗器重。

  君圣臣贤,房玄龄为相多年,早就和李世民形成了高度默契,只要李世民一个眼神,房玄龄就会马上明白皇上心底想的究竟是啥小九九。房玄龄认为创业难,是在肯定李世民对大唐王朝的开创之功,而在李世民的内心,也是以大唐王朝的缔造者自居的。

  魏征,最早追随的老大是史称“隐太子”的李建成,因为有胆有识、直言敢谏,玄武门事变后幸运地躲过一劫,摇身一变成了谏议大夫,主要做的就是鸡蛋里挑骨头,专门负责批评监督皇帝李世民。

  魏征经常当众敲打唐太宗,丝毫不顾及他九五至尊颜面,谆谆教诲李世民听取不同意见才是明君的范儿。现在当着朝臣,公然与宰相房玄龄唱反调,正是他直言不讳的一贯作风。

  见朝臣面面相觑,各自一脸大便干燥相,李世民当即接过话头,侃侃而言道:“玄龄辅佐我取天下,百死一生,因此深知创业之艰辛;魏征辅助我治理天下,常恐我生骄奢之心,圣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故知守业之难。二位爱卿都说得在理!只是创业再难,也已经成为过去,唯有守成,应当慎之又慎!”

  表面上,李世民是在和稀泥,其实他是赞成魏征意见的。

  居安思危,方能有备无患。已知的不足惧,唯其未知,一切尚未发生,故当保持谨小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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