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具有久远的历史，从原始时代的岩画、彩陶纹样、玉雕纹样，到夏商周的青铜纹样、壁画帛画，从秦汉以来的壁画、帛画、画像石、画像砖、漆器纹样、瓦当纹样，到魏晋时代的佛教画像，唐宋至明清不断发展的山水画、花鸟画和人物画，真是气象万千，美不胜收，令人叹为观止。在这一绘画艺术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汉代绘画艺术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
汉代初年，奖励耕战，认为“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对于宫室建筑等都有一定的限制，如诸侯之墙不得施丹青之彩等。但是，随着分封割据局面出现，诸侯王仍然大肆营建宫室。如鲁恭王刘余“好宫室、台榭、苑囿、狗马”，造灵光殿，图画天地、山海、神灵。广川惠王刘去更是荒淫暴虐，宫室房舍藻绘彩画。《汉书》说他“师受易，论语、孝经皆通，好文辞、方技、博弈、倡优。其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绔长剑。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剑，被服皆效焉”。东汉反映现实、歌颂武功、奖励耕战的图画，在宫廷以至州郡都有所发展。据记载 : “汉明帝雅好画图，别立画官。诏博洽之士班固、贾逵辈，取诸经史事，令尚方画工图画，谓之画赞。” 汉明帝刘庄又在永平年间 ( 公元 58 — 67 年 ) ，“追感前世功臣”，画邓禹、马成等建武时期的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到汉灵帝刘宏也沿袭这种风气，诏 ( 蔡 ) 邕画赤泉侯一代将相于省，“兼命为赞及书”。
水陸攻戰，山東嘉祥武氏祠前石室西壁畫像石
在汉代绘画中，与前代绘画艺术承传有密切联系者是壁画，而更富有艺术创造性和时代代表性，且数量众多的绘画艺术样式是画像石、画像砖。两汉的画像石、画像砖，全国各地发现数千之多，而主要地区是在山东南部西部、河南南阳和四川岷江流域，另外，河北、安徽、江苏北部都有所发现，这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有密切关系。这些地区在汉代都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富庶之区，上层社会的统治者以及许多富商巨贾大多聚集在这里，所以修造坟墓多，规模大，遗物丰富。
就山东来说，在经济上有鱼盐之利，早在战国就是有名的富庶地区。《战国策?齐策》载有苏秦描绘齐国都城临淄的一段话 : “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山东的乐舞百戏画像石很丰富，正是临淄富而实的写照。山东的画像石最多，总数已达到一千块以上。像安丘画像石墓，在 200 多块建筑石材中，就有 103 块画像石，近 60 多幅画面，内容丰富，神话传说、奇禽异兽、社会生活、历史故事，无不尽有，极其形象地刻画了墓主所想往的死后“极乐生活”。现存的除武氏祠、郭巨祠外，还有肥城画像石墓、沂南画像石墓等，还有根据《水经注》所记汉人的石墓，如李刚、朱鲔、鲁峻、蔡昭、张伯雅、曹嵩、盛允、尹俭、王子雅等，都有规模不小的石阙或石室，可见山东画像石之多。
从南阳来看，它是西通武关、东受江淮的经济发达要地，同时又是汉光武帝的家乡。汉光武帝特别光顾，所谓“天子又巡幸其地，文物之盛，他郡所未有也”，封建达官也自然不少。这些封建达官不论生前死后，势必大兴土木，因而遗留下来不少画像石。解放后，发现南阳地区的画像石已达千石之多。像杨官寺画像墓、唐河针织厂画像石墓，南阳草店、军帐营、石桥画像石墓等，都有许多代表作品出土。
就四川来说，在秦汉之际，生产基本上未遭破坏，加上农业发达，天然富矿如盐铁等，当时是全国富庶地区之一。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使城市也繁荣起来。成都和当时的长安媲美，两城财富，甲于全国。在这样的经济发展中，自然也有不少暴发户，这些人死后少不得要厚葬一番。四川以画像砖最为丰富、最有特色著称。
在汉代，除壁画和画像石、画像砖这样两种基本绘画样式外，还有帛画、漆画、瓦当纹样等，构成特色鲜明、自成体系的绘画艺术宝藏。它深深扎根于汉代社会现实生活的土壤，以恢宏广阔的胸怀，雄视古今的目光，大量吸收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以及内蕴着原始巫术文化遗存的楚民俗文化营养，广泛吸取从原始时代到春秋战国时代诸种绘画艺术的精华，从而创造出自身独特的审美意蕴和不同于众的鲜明的艺术风格。它对历史演进和现实世界的理性关注，它对神话天地和神仙世界的感性向往，它对雄强博大、质朴神秘美学风格的追求，对魏晋以后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不朽的审美价值。下面，分三个方面对中国汉代绘画的艺术表现展开论述。
一、形象塑造，形神兼备
“形”与“神”是中国哲学也是绘画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形神关系是绘画美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早在春秋战国时代，道家哲学对形神美学已有辩证认识。庄子说 : “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又说 : “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形神关系一直是绘画理论的重要思想，影响着绘画创作的发展。我们并不否认摹仿是早期绘画的特征，《韩非子?外储说》谓 : “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这说明形也是重要的，它是人们对物象的直观把握，是艺术家认识对象的“再造物”，这里面已经包含着画家的理解和创造，自然也有对内在精神的体现。在这种意义上，造型艺术的绘画就不能完全舍弃形，写实的绘画是离不开具象的形。当然，这是从形中有神的角度说的，不能把形的重要性强调到极端，在形与神的关系中，神居于矛盾的主要地位才是正确的。艺术在于创造，创造包括对物象形式的创造和艺术精神的创造，最终形成艺术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所以，“以形写神”的观点，应是以“传神”作为最终目的。汉代灵瑞图画很多，这些形象多为理想中的神物，在刻画上很能体现汉代画家的创造性。如汉瓦当中的朱雀、青龙等图象，都极生动夸张，富有生命活力。
当然，汉代绘画中的主要艺术形象是人物形象，墓室主人形象占相当比例，也有大量历史人物、神话人物的内容。人物形象可分为正面形象、侧面形象、半侧面形象三种。侧面形象在画像石中很多，有单人画像，如武梁祠中的伏羲、女娲、神农、黄帝等，多为全身像。也有多个人物的形象，如“孔子见老子”等。武梁祠中的人物形象，多为侧面或半侧面立身形象。半侧像在汉画中亦常见，非常生动。如洛阳出土的东汉墓壁画《夫妇宴饮图》是难得的精品，图中相坐对饮的夫妻二人均为半侧面，形象栩栩如生，比例结构也准确。也有正面形象，如四川出土的东汉画像砖，西王母的形象就是一个正面坐式的人物形象。另外还有方城东关墓门扉背面的坐像等。
唐建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展览演出中心主任、高级职称评委，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大学教授、中国书画美学方向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艺术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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