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是研究元朝最基本的史料，它是明朝官修的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封建史书，是二十四史之一，关于这部书的基本资料，网上可以搜到，我就不再赘述了。《元史》相对于其他正史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编修时间特别早。就在元朝灭亡的当年，即洪武元年下令编修《元史》，立项时间之早也算是二十四史之最。第二、编修速度特别快，用时特别短，前后两次开局，一年不到，第一次开局计188天，修完成吉思汗到元宁宗时期的史事。第二次开局补完元顺帝一朝史事，计143天，前后共331天，用这么短的时间修成一代大一统王朝的历史，可谓是“神速”。
要注意，尤其是第二点，这种“神速”某种意义上是编修仓促的意思，时间实在是不够，修史人员毕竟不是闪电侠，所以编修《元史》时大多只是对元代旧有史料的剪裁拼接，根本就来不及推敲、修订、校对史实，所谓“盖史为传信之书，时日促迫，则考订必不审，有草创而无讨论”，导致低级的技术性失误一个又一个，历史上对《元史》的吐槽声不断。
比如顾炎武，他在自己的著作《日知录》的评论中还算客气，客观的指出了《元史》的编修错误，如下文“《元史》列传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两传；十八卷“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两传，盖其成书不出于一人之手”。他在《日知录》的评论中还算是客气，但写给自己亲戚书信里则毫不留情的痛批《元史》，文如下，这说的挺火爆的。
《顾亭林诗文集·卷三》：而诸公多引洪武初修《元史》故事，不知诸史之中，《元史》最劣，以其旬日而就，故舛谬特多。
清代学者钱大昕于元代历史用力很勤，付注了极大的心血，他认为《元史》是历代正史中最差的一部，和顾炎武的观点一样。而在他写的《二十二史考异》中列举了大量《元史》中的技术性失误，比如一人两传者，粗粗一统计就有9处，译地名、人名不一致处，更是难以枚举。
《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
还有清代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写道：“明初修《元史》，两次设局，不过一年，毋怪乎草率荒谬，为史家最劣也。”
而魏源在《拟进呈〈元史新编〉表》中引用《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亦云《元史》“在诸史中最为荒芜”。
《元史》不仅是明末清初以后的人对其评价不高，在明代就已经是争议不断。比如万历年间的南京礼部尚书黄凤翔为《元史》做辩解，称其书为“所撰著皆质实易晓，组织雕镂之词，屏而不用，所为将顺德意，启沃圣心，一开卷而其意弘矣”。但也不得不承认在当时有相当的知识分子称《元史》为“烂朝报”（内容陈腐，杂乱无章的文字资料）。写这篇文章前，看了一下《日知录》的相关桥段，明太祖曾经让大才子解缙修订《元史》的错误，相必朱元璋也知道《元史》匆匆修成，槽点很多，故有此举。
至于《元史》缺陷之所以如此之大，个人认为主要责任还是在明太祖朱元璋身上，在洪武元年还有北元势力与明廷做对，大明尚未完全形成统一格局。朱元璋宣告正统，为元朝盖棺定论的政治意图是非常迫切的，因为在历朝历代兴朝为故国修史是种传统，朱元璋借修《元史》之机，就是想借此向天下人宣告，元朝已经过去，大明才是正统王朝，并以此来获得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群众认可。政治任务如此迫切，《元史》的进度必须飞快，技术性槽点多真是没办法的事。
除了上述一人两传之外，还有传主及其子孙之事详略失当，就比如《博尔忽传》，做为蒙古四杰、开国功臣之一的博尔忽的本传居然只有18个字，其文曰“博尔忽，许兀慎氏，事太祖为第一千户，殁于敌”，反而他的儿子月赤察儿篇幅不少。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其孙塔察儿的传记上，又出现了60多字来描述博尔忽的生平，这很显然就是没有经过一点校对，各写各的嘛！
《二十二史考异·卷九十三》：博尔忽为四杰之子，本传叙其事甚略，乃于从孙塔察儿传内载博尔忽事凡六十余言，详略可为失当矣。
《元史》博尔忽本传
《元史》塔察儿传中对博尔忽经历的叙述。
而这种修订不细，站在明朝官方的角度看，还有够得上“诛九族”的政治错误。就比如说至正十四年，元军在丞相脱脱的率领下兵围高邮，分兵四出，攻打六合，《元史》载：分遣兵平六合，贼势大蹙。
而当时在六合的是谁？《明太祖实录》载曰：于是（朱元璋）率师东之六合，与耿再成守瓦梁垒，元兵攻之急。每日暮攻垒，垂陷，复去之，明旦，复完垒，与战如是数四。
明太祖：“小宋啊！你这段究竟说谁是贼啊？”
当然，的编纂者对避讳、舆论引导这方面已经尽力了，在《元史》中称红巾军为“妖寇”，完全隐晦了朱元璋打天下时和龙凤政权的关系，只是时间太仓促，留下了这么一个漏洞。
除此之外还有脱漏者，尤其是前四汗时期相当多，成吉思汗的儿子察合台“不知去向”、术赤有传形同无传（稍后提到），蒙古四杰之一的赤老温不见有传，博尔忽有传形同于无。至于哲别、者勒蔑亦无传，于开国人物大量脱漏，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
当然，造成《元史》编修质量低劣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时间紧迫，赶工期，还有如下因素：
首先，《元史》的修订质量之所以不高，是有一定的历史遗留问题存在的。就比如说叙述前四汗时期，最大的问题就是汉语史料确实稀缺，据清代学者钱大昕估计，本纪部分的史源《元十三朝实录》也对前四汗时期的情况比较茫然，编订水平不高，史源不行就造成了《元史》对于前四汗的本纪过于简略，错误过多。这个情况《元史》编修者就委婉的表达过。说成吉思汗“奇勋伟迹甚众，惜乎当时史官不备，或多失于记载云”。
《二十二史考异·卷八十六》：元初不立史官，后来修实录者，大约道听途说，十不存一，故太祖四朝纪大率疏舛，无可征信。
而前四汗时期，之所以史料如此荒芜，元廷真得负一定责任的，本来前四汗时期的史料就少，结果元廷还把部分史料当作“事关秘禁，非可令外人传写”的秘籍，就比如说元朝宫廷有本叫《脱卜赤颜》的书，汉名《圣武开天记》，“纪太祖以来事迹”，史官修《太祖实录》的时候请而不出，修《经世大典》的时候又请而不出，直到元末兵祸，这书就失踪了。当然也有清代学者怀疑《圣武开天记》就是《圣武亲征录》，当然也仅仅是怀疑而已，史无定论。
除此之外，像《经世大典》、《元一统志》这样做为《元史》史源的史料，本身就存在的很大问题，由于元朝的统治范围有限，根本不可能插手处于西面三大汗国的事务，所以对这些封国的历史极其茫然，《经世大典》“于西北藩封之疆域、录籍、兵马仅虚列篇名而已”，《元一统志》“仅载内地各行省，而藩封及漠北、辽东、西域皆不详”。这就让术赤、察合台这种元朝疆域外的汗国的奠基者很尴尬，他们完整的生平事迹注定不能出现在《元史》上了。
术赤还有聊胜于无的传记，察合台就直接失踪了。附《元史》术赤传，当初我还激动了一把，我一看原文简直惊呆。
以上都是元朝的锅，确实不该让明朝来背。
其次、就是修史者的问题。说实话，参与编修《元史》诸公除了王祎具备史才之外，其他不是临时起征山林隐逸之人，就是“词华之士”，这就导致了“涉猎前史，茫无头绪，随手挦扯，不无差谬”。而且没有对蒙语的读写能力，意味着像《蒙古秘史》这样的史书没用上，这就会导致史料来源狭窄。而真正对元朝典章制度熟悉的故元文臣如危素等反而被排除在列，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元史》的史源之一《元实录》就是危素力保下来的。“宋景濂尝仕元代，讵无闻见，乃不能稽考，以成一代之信史，良可愧矣。使以危太仆领其事，当不至疏舛乃尔”。
综上所述，《元史》质量不行是由三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朱元璋急于求成的政治压力。二、元代史料内容本身缺陷颇大。三、修史团队确实不行。就是因为《元史》未尽完善，才出现像《元史新编》、《新元史》这样的补完作品，这些后出史书参考了外文史料，从内容的广度上来说比《元史》更胜一筹，但从史料的原始性来说，《元史》的作用根本无法替代的。
引用文献：《明太祖实录》、《元史》、《十驾斋养新录》、《日知录》、《二十二史考异》、《二十二史札记》、《元史新编》、《顾亭林诗文集》、《田亭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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