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共 陈平客死他乡，他是最后一任 。东南亚各国正在议论此人。
让我们来瞧瞧海南人参加马共的历史吧——
前马共 客死他乡引唏嘘 曾多次申请回国被拒
“前马来西亚共产党 陈平结束传奇人生”，美联社、法新社等国际媒体16日纷纷关注这位“备受争议的共产主义者”。美联社称，流亡海外40多年、申请回国被拒后客死他乡，时至今日，陈平在马来西亚仍然充满争议。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有执政党议员欢呼，但马来西亚反对派领导人、民主行动党顾问林吉祥称，“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无论是否赞同他的斗争，他的历史地位已经奠定。”
据泰国《曼谷邮报》报道，陈平9月16日6时20分在曼谷一所医院逝世，享年89岁。泰国《民族报》网站称，陈平晚年患上癌症，他的亲属将在20日为他举行宗教仪式，其律师希望将其骨灰带回马来西亚，但目前不知能否得到马当局同意。2000年起，陈平多次申请回国，称唯一愿望是回乡祭祖，但遭马来西亚高等法庭驳回。
新加坡《联合早报》16日称，陈平原名王文华，1924年10月出生在马来西亚霹雳州实兆远。1939年陈平加入马来亚共产党，在二战中与英国陆军并肩而战，率领游击队抵抗日本侵略。英国政府因他在抗日时期的表现授予其大英帝国勋章。1948年，陈平领导马来亚人民解放军转而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力图建立一个独立的共产主义国家，英国政府收回了有关勋章。为了消灭陈平及其所领导的军队，英国殖民政府在马来西亚展开长达12年的军事行动，并颁布紧急法令，这也是马来西亚现代史上最血腥的一段历史，双方的争斗共造成约1万人死亡。英国广播公司(BBC)16日如此评论这段历史：“12年的时间里，陈平率领着总数5000人、大多是华人的游击队员和10万英联邦军队展开了争斗。这是一场反抗殖民统治的丛林战，结果是双方均被认为施加了暴行。”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陈平继续率领部下与马政府军作战。但随后马共势力日渐衰弱，陈平于20世纪60年代迁居中国大陆，最后躲到与马来西亚交界的泰国南部。1989年，陈平代表马共与马来西亚政府以及泰国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陈平隐居在泰国曼谷。
“陈平是亚洲反殖民运动大潮中的一员，越南的胡志明、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缅甸的昂山将军、柬埔寨的前国王西哈努克分别在各自国家掀起了独立运动”，美联社16日称，“和其他人不同的是，陈平的运动失败了”。在马来西亚历史上，陈平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人物。一些人视陈平为英雄，另一些人则称他为马来西亚的“头号人民公敌”，“批评者认为，陈平领导的马共游击队在战争中对不服从自己的人实施了屠杀。”据马来西亚《星报》16日报道，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 纳西尔-哈欣16日称，人们应该记住，陈平是先驱之一，他为争取马来西亚的独立先后与日本人和英国人斗争。“如果历史重新改写的话，他会在马来西亚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占有一个位置。”马来西亚还有政客评论说，“陈平并没有想要让自己或密友变得更富有，只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这一点必须承认。”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顾问林吉祥称，如果陈平最后的心愿是把骨灰带回祖国，这一点应该得到允许。《马来西亚内幕》16日称，曾经和陈平领导的马共作战的马来西亚政府警官听闻他的死讯，称自己“失去了一个朋友”。
但马来西亚政府认为，如果允许陈平回国，将让许多在那场暴乱中痛失亲人的马来西亚人感到不安。马来西亚土著组织(Perkasa) 拿督依布拉欣阿里16日称，陈平的骨灰不应该被允许带回祖国。“对我来说，陈平不仅是暴力共产主义运动的首领，还是一个罪犯。陈平应该从历史上被抹去，这样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就不会知道他。”马来西亚全国警察总长卡立阿布巴卡16日称，陈平从来就不是一个马来西亚公民，他的骨灰也不应该被带回马来西亚，“他应该很高兴被埋葬在他待过时间最长的地方”。
“两极分化”，《环球时报》记者在马来西亚深深感受到当地社会对陈平评价之复杂。对陈平和马共的定位事关马来西亚的建国史，或可动摇政权的合法性。据记者观察，在对陈平去世的媒体报道中，和亲政府的媒体严格维护官方立场不同，不少当地中文媒体都带着同情，很多华人认为政府应该原谅这个“已经签署和平协议、愿意效忠国家的老人”。(2013-09-17 环球时报-环球网)
琼海人何英：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
何英夫妇
1984年，何英（前排左三）回琼海省亲，与当时琼海县领导合影。 何子权供图
琼海市嘉积镇不偏村何英故居
1960年代,何英(后排左一)和周恩来总理及非洲友人合影
文\见习记者 蔡倩 特约记者 王仪
今年恰逢何英诞辰100周年，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琼海籍外交官去世也已经20年。这位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在外交场上游刃有余，谈笑风生，对子侄后辈严厉管教又关怀备至，心系故土多次返乡，却拒绝“特殊化”，这是琼海家乡亲人对何英的印象。
琼海市嘉积镇近郊的不偏村，伴着白鹅的声声欢叫，在村民的指引下，记者寻到了槟榔树深处的一排低矮瓦房。这排在农村里最普通不过的青砖瓦房，就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何英的故居。
从这普通的瓦房上，也能窥见一丝何英朴实低调的为人与作风。
在外交场上游刃有余且谈笑风生，对子侄后辈严厉管教又关怀备至，心系故土多次返乡却拒绝“特殊化”，何英的二侄子何子权为记者还原了何英的形象。
风采过人的外交家
何英原名何君灿，1914年出生在嘉积镇不偏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13岁时便出洋谋生，当过学徒、工人和店员。“叔父在马来亚打工，经常会寄钱回来补贴家用。”何子权介绍，懂事的何英早早就挑起了养家的担子。
青少年时期的何英就向往光明、追求真理，15岁时在马来亚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6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了马来亚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巡视员等职，积极从事革命活动，领导广大华侨反对英殖民统治的压迫，1936年被驱逐出境，返回海南。
回到海南的何英曾一度失去与党的联系，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不顾自身的安危和环境的险恶，四处寻找党，从海南辗转到广州、上海、南京，终于在长沙找到了党组织。
1938年至1944年期间，何英先后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与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何英于1945年10月奔赴战场。
新中国成立不久，何英调入外交部，历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驻蒙古大使，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驻坦桑尼亚大使兼驻乌干达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
何英在非洲任职近5年期间，先后参与谈判建交成功的国家有乌干达、桑给巴尔、肯尼亚、布隆迪、赞比亚等5国。以上国家都是刚独立的国家，谈判建交并非一帆风顺。他以充满智慧的外交手段为我国外交事业做出贡献。
现任外交部副部长翟隽曾在1992年撰文，回忆自己在何英身边担任翻译时的经历。据他描述，何英的外交工作经验十分丰富，也很会做工作，比较“能侃”，而且能“侃”到点子上，待人接物亲切又自然，极有人情味。
关爱子侄的长辈
“叔父有3个儿子，都很淘气，叔父说他们比较听我这个当哥哥的话，于是带我去北京读书，也希望我能照看一下堂弟们。”何子权曾在1958年跟随何英去往北京，在何英身边生活了5年。
何英育有三子一女：儿子何湘京、何京印与何北京，女儿何小芳。3个儿子起初就读于北京育才学校，后来转学到离家比较近的学校。何子权就读于北京第二十四中学，与堂弟们相互照应。
何子权记忆中，叔父工作非常繁忙，每天只有在早餐桌上才能见他一面。“叔父早餐喜欢吃蛋炒饭，吃完就出门了。晚上经常参加宴会，凌晨一两点才回来。”
虽然公务缠身，但何英并未放松对孩子的管教。“堂弟们淘气犯错了，叔父会拿皮带抽！婶母劝都劝不住。”何子权说起何英管教的严厉，缩了缩肩，似乎依然心有余悸。
“有时教训得太凶，婶母生气了，就‘呯’地一声把自己关在房里生闷气。叔父却说不能太溺爱孩子。”何子权对婶母王浩生气地关上房门的这一幕记忆犹新，但对叔父的毫不妥协印象更为深刻。
不过家中孩子们并不畏惧何英。“大部分时候叔父是随和可亲的。周末的时候，经常会带我们出门游玩。去国际俱乐部打网球，去公园踏青，去游泳、看电影……”何子权心中满满地珍藏着那些快乐的回忆，嘿嘿笑着讲起游玩的趣事。
何英在家很少提及工作上的事情，但会给孩子们讲一些异国风情的故事。马来亚成片的橡胶园、飘香的咖啡园，都让孩子们觉得非常新奇。
“叔父是个对工作非常认真的人，工作任劳任怨，哪里需要他，他就去哪里。”何英给少年时的何子权留下了深远影响。
1963年，何子权因不适应北方气候而病倒了。正是这一年，何英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派，担任驻坦噶尼喀大使。临出国前，何英征求了何子权的意见，把他送回琼海休养身体。“叔父对我说，这次去非洲的任务很重，他不去不行。我的病情也时好时坏，没人照料，叔父就送我回琼海了。”
何子权回到海南后，何英还时常寄回家书，叮嘱他好好学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不搞“特殊化”的海南之子
在距离嘉积镇约4公里的不偏村，坐落着何英故居。这是一排三间横屋的单体建筑，坐东北向西南，是海南汉族传统建筑的一明两暗式，明间为会客厅，两侧是卧室。屋前后均设一米宽屋檐，屋顶建有海南民居习惯设置的“翘头”（鸱尾），房屋并没有什么特殊别致的地方。
这套瓦房曾由何英的大侄子何子畅居住保管，何子畅已于近年去世，其妻周玉兰年近六旬，依然住在故居中。
周玉兰向记者介绍，何英早年的故居因1973年那场特大台风被夷为平地。台风过后，何英受中央委派来到海南考察灾情、慰问灾民，但对自家故居并没有予以“特殊化”的关照，何子畅靠领取救灾补贴，在老房的地基上建起了这套瓦房。
瓦房里配着简单的家具，周玉兰捧出几个相框，拂去框上的灰尘，为记者指点着照片中的何英。
据周玉兰介绍，曾经的老房和家具都被台风摧毁殆尽，只剩下一张雕花木椅还比较完整。新的瓦房于1984年6月建成，当年9月何英回到琼海探望亲友。坐在这把老木椅上，摩娑木椅的把手，何英充满怀念地说：“这是我曾经坐过的椅子。”
除了几张蒙尘的老照片、一张灰扑扑的木椅，瓦房里就再没有何英的任何痕迹了。
有村民向何英提出要求，希望在村中修一口纪念井。何英却连连摆手道：“不要搞特殊化！我当年在战场上的时候，连‘牛脚水’都喝过！这么好的一口井，就不必再修了！”“牛脚水”是指下雨后，路边牛蹄脚印里积的水。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这点污水对于何英与战士们也犹如甘露一般。村中的水井还十分完好，出水清甜，在何英看来，再修一口纪念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特殊化”。
1986年何英回家省亲，应琼海县委的邀请，在当时的琼海县人民政府礼堂（现琼海市嘉积镇南门商业广场）向2000多名干部作我国对外形势报告，阐述我国政府对外的原则和立场。
何英的故居平凡又普通，但记者停车问路，村人皆遥指不偏村；记者在咖啡厅采访何子权时，邻桌的人都聚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讨论起这位在琼海家喻户晓的名人；琼海市的一位当年听过何英报告的老干部对报告的内容依然记忆犹新……(2013年09月16日 海南日报)
华侨将军陈青山，是在1941年9月的一个深夜，混在难民中游上海南岛的。
陈青山，原名陈荣火，笔名陈焕。1919年10月出生于福建省惠安县洛阳镇陈埭头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生活所迫，其父离开惠安，带着陈青山的大哥远走南洋，流落到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并靠拉人力车谋生。1922年惠安发生严重瘟疫，由于缺少医药，母亲和三个哥哥先后被夺走了生命。父亲在海外得悉家中噩耗后，由槟城赶回家乡，料理完丧事后含泪将幼年的陈青山带往槟城抚养。陈青山的父亲在槟榔屿拉黄包车为生。每天起早贪黑，拼死拼活地奔波一天，也挣不上几个钱，难以养活自己和两个孩子。无奈之下，只好将陈青山的大哥送回国内务农。可怜的大哥回国后不久就病故了。全家七口人最后只剩下父子俩在槟城相依为命。陈青山9岁那年，父亲靠拼命拉车终于有了些积蓄，找了位继母成了家，并开了个咖啡铺养家。为了让陈青山学点文化，全家省吃俭用，供陈青山入私塾读书。陈青山上学后知道自己读书不容易，因此学习格外刻苦，学习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槟城陈氏树堂的董事长陈汉文见陈青山有培养前途，于是提出愿以祠堂资助供陈青山读书。父亲便将陈青山从私塾转入中华中学就读。1935年，陈青山16岁，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华中学的高小部毕业。陈汉文等又将他送往槟城华侨创办的钟灵中学继续读书。陈青山入读的钟灵中学，是马来亚著名的中学。学校马来亚共产党支部负责人陈文庆见陈青山家庭出身贫寒，为人诚实办事精明，即将他作为骨干来培养，经常向他讲述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故事和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并与他共同探讨人生的意义、祖国的前途和世界的未来。1936年3月，陈青山秘密入党。
“九一八”事变后，马来亚半岛华侨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陈青山所在学校也响应“马来亚槟城各界华侨抗敌后援会”的号召，成立了“槟城学生抗敌后援会”组织，他们走上街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组织义演义卖活动，把筹到的钱秘密汇到香港廖承志办事处，援助中共抗日。陈青山成为积极的参加者和学运骨干。1936年，陈青山加入马来亚共产党。
1937年7月7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马共组织支援中国抗战的各项斗争也开展的越来越频繁。陈青山受党的委托负责了学校的抗敌后援会和全槟城学生抗敌后援会的工作。不久，又担任“槟城各界抗敌后援会”的领导工作。1937年下半年，陈青山等代表槟城学生抗敌后援会赴新加坡开会，几个人骑脚踏车，以赛球为掩护，历时半个多月，在十多个城市撒下抗战火种。1938年，他代表槟城学生到新加坡参加全马“学抗”代表会议，当选为全马学抗会常务委员，分工主持北马（槟城、毗叻、吉打、三大洲）学抗的领导工作，并担任马共槟城市委常委。
由于他的革命活动引起了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的注意。他受到殖民当局的拘留审查，最后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才得以释放。
他为革命日夜奔忙的时候，父亲患病并日益加重。好心的邻居劝他少管社会上的事情，让父亲过几天舒心日子。陈青山看到父亲那日见衰弱的身体和那憔悴的面容，心里十分难过。但是，他认为从事抗日爱国运动，正是为了千千万万如同他父亲一样的受苦人不再受苦的革命事业，怎么能袖手旁观呢？父亲的病要治，但自己肩上的担子也不能放。于是，他一面安慰父亲和亲友，一面继续参加斗争。不久，马共槟城市委得悉，陈青山再度引起英国殖民当局的注意，已被列入准备逮捕的黑名单，于是决定调他到新加坡从事爱国职工运动。眼看着父亲病得快不行了，但又必须遵照组织决定立即离开，心情是十分难受的。为了党的工作的需要，他忍痛离开父亲奔赴新加坡。在新加坡，他得知父亲离开了人世。是马共组织和好友帮助他为父亲治病并料理了后事。
1940年初，陈青山担任了星洲总工会宣传部长、马来亚总工会《前锋报》主编，不久又担任总务（主持人）。为紧密配合国内抗日战争，马共新加坡市委领导各界工人和爱国华侨、青年学生开展了大规模的罢工和罢课斗争，以反对英国殖民当局打击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决定由陈青山担任总指挥。5月1日，声势浩大的工人和学生示威游行开始，面对觉醒的人民大众，英国殖民当局惊恐万分，并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大批马共党员及其爱国华侨和职工、学生被押解进监狱。陈青山不幸落入虎口。在监狱中，他被反复审讯拷打，但仍一口咬定是失业青年，使真实身份始终没有暴露。殖民当局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只得以马共嫌疑分子的罪名叛处他半年监禁。
在狱中，他见到了马共中央负责人杨少民、张理等20多人。在杨少民领导下，监狱中建立了临时党支部。杨少民出狱后，陈青山接任书记，继续领导难友们坚持斗争。
服刑期满后，殖民当局宣布陈青山等300名政治犯和刑事犯为不受欢迎的人，分批驱逐出境。临行前，马共中央派专人看望了陈青山等，交待了到香港后接转党组织关系的手续，并指定由陈青山负责组织领导工作。
1941年初，他被押送香港。由于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陈青山按照马共中央交代的联络暗号以及联络点已无法沟通联络。此时，国民党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伯还与英国殖民当局秘密协议，将陈青山等一批抗日爱国华侨由新加坡引渡至中国国内乐昌县的“华侨训练班”（即集中营）继续看押。有些华侨爱国青年在此被秘密杀害。
在乐昌华侨训练班，陈青山秘密组织计划了越狱准备。在一次“训练班”“观光”的有利时机，他带领部分难友机智摆脱了国民党看守人员的看管，经韶关、桂林辗转至湛江，终于找到了杨少民和张理等同志。在杨少民的帮助下经中共南方局审查批准，恢复了陈青山等党组织关系。
找到党组织后，陈青山向党组织提出参加八路军或新四军。党组织负责人说：“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最近指示我们，要组织一批华侨和知识青年去海南岛支援冯白驹同志领导的抗日队伍。你既是华侨，又是知识青年，应带头到海南去。”陈青山立即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到琼崖去参加抗日斗争。
陈青山抵达琼崖抗日根据地后，受到琼崖特委书记兼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总队长冯白驹、副总队长庄田、参谋长李振亚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与亲切接待。冯白驹鼓励陈青山等人在琼崖为抗日战争和今后根据地的华侨工作做出贡献，使陈青山等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从地下秘密斗争转入公开武装斗争，从城市生活转入农村生活，对陈青山来说，是个极大的转变，艰苦的海岛丛林生活也是一个新的考验。他认真学习海南方言，很快就学会了用海南话与当地群众对话，并能够用海南方言给部队讲课。到根据地后一个月，就被任命为总队宣传科长，并协助总队参谋长李振亚创办了《军政杂志》。同年11月，琼崖独立总队进行反顽作战。在战斗中，他组织宣传鼓动工作十分出色，有力地配合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灭独”的阴谋。1942年初，陈青山调任总队组织科长。为培养总队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他奉命主持政工干部训练工作，为琼崖总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政治工作人员。
1943年5月，琼崖特委和总队领导机关转移至澄迈美厚山区。陈青山调任独立总队第4支队政治委员，与支队长马白山一起工作。由于马白山在作战中负伤，支队的军事领导工作落到了陈青山的肩上。同年7月，他亲率第一大队和猛进大队伏击日军运输车队，击毁日军军车2辆，歼敌30余人，缴获机枪******数十支。随后，他率队开辟了四里根据地，并组织部队在洛基圩附近全歼了监修公路的日军一个小队，缴获大量武器装备。此后，又歼灭并驱逐了国民党顽军游击大队，使四里成为抗日的可靠后方。在马白山和陈青山领导下的第4支队在反“蚕食”斗争中，保存了根据地，扩大了抗日游击区地。为总队进入白沙，建立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43年8月，五指山白沙黎族人民为反抗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在黎族领袖王国兴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但最后遭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残酷镇压而失败。当王国兴派人找到第4支队时，陈青山和支队长马白山立即与王国兴等少数民族头领歃血为盟，并派出武工队进入五指山，帮助黎族人民训练军事骨干。同时吸收黎族群众参加海南抗日独立总队，从而壮大了抗日力量。
1945年，在驻地一间草棚里，陈青山、何秀英结为伉俪。因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冯白驹特批了10块光洋办喜事，陈青山一直很感激：“我们的婚礼太隆重了。”
陈青山历任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第1总队政治部宣传科长，组织科长。第4支队政治委员和琼崖人民抗日游去独立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琼崖独立纵队先遣支队政治委员，中共琼崖西区地委副书记，琼崖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第3总队政治委员兼中共琼崖东区地委书记，琼崖纵队政治部第2副主任兼组织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海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广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海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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