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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士来华曾经在中国明清以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传教士来华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也热心地将中国文明介绍到西方。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来华的传教士演变成为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帮凶。
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先驱－利玛窦
1560年，巴黎耶稣会派遣的第一批西方传教士来华。他们传播西方文化，参与中国政治。1522-1800年间，在华传教士达780多名，葡萄牙籍为多。康熙十九年，耶稣会教众达30万。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基督教，但他们深知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明且儒教思想根深蒂固的古老国度里传教，必须熟知儒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而中国的儒教思想、风化习尚、典章制度均出自于中国古文献，要“借儒排佛”、“借儒宣教”，研究、翻译中国古文献是必不可少的入门之径，以调和中国古代经书和天主教教义，最后达到传教的目的。于是他们一方面敬献精美新巧的礼品，另一方面操华语、习汉字、着儒装，以求融人中国社会。
利玛窦无疑是他们中间最伟大的一位，利玛窦是明末到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字西泰。21岁时加入耶稣会，在罗马学院受神职教育。1577年在里斯本科因布拉大学学习葡萄牙语，次年在葡萄牙保教权的庇护下前往印度果阿传教。1589年升任神甫。1581年奉耶稣会远东巡阅使范礼安之命到澳门学习中文。次年随另一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前往广东肇庆定居。在内地建立了第一个传教会所。为了适应中国的社会风俗，他削发着僧衣，自称僧人，并给自己的居所取名为仙花寺。在肇庆期间，他延揽宾客参观其绘制的《山海舆地图》和仿制的
地球仪、日晷等，为时人所重。《山海奥地图》遂于1584年刻印流传。同时，他还发展了约80名教徒。1589年移居韶州，延师讲技“四书章句”， 自行意译成拉丁文，并加注解，1594年初完成。这是《四书》最早的外文详本。利玛窦在译本的序文中称颂儒家的伦理迎念，把“四书”和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名著相提并论。
利玛窦在广东居住10年，深感僧人的社会地位不及儒生，于是向范礼安建议，传教废僧名，留须蓄发，穿丝绸服装。1594年获准施行。次年，他衣儒服自韶州北上，定居江西南昌，结交儒士、官员、皇族，谈论天文、地理、哲学；作《交友论》， 传述亚里斯多德、西塞罗等哲学家关于交友之道的格言百则。完成第一部中文宗教论著《天学实义》初稿。利玛窦不但通晓中文，而且熟读五经，最擅长用儒家的经典来解释基督教教理。他将儒教与基督教相互结合，并以完美的理论、丰富的学识和无碍的辩才令士大夫们折服，争相拜访、宴请这位泰西大儒。利玛窦拥有一种让中国学者十分敬仰的本领——过目成诵、倒背如流。他惊人的记忆力使见过利玛窦表演的读书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还撰写了一本叫《西国记法》的小书，介绍他的那种局部记忆法。
1597年，范礼安任命利玛窦为耶稣会中国传教会会长。同时，指令他以北京为永久驻地，并为他筹办了一批贡品。次年，他以进贡方物、协助修整历法为由，随进京复职的礼部尚书王忠铭北上。后因未获准在京居留，随即南返。1599年定居南京，与达官名人相交往，结识李费、徐光启等，名声益盛。1600年，利玛窦再度以进贡方物的名义北上。次年，获准向明神宗进贡天主图像、天主母像、天主经、珍珠镶十字架以及报时鸣钟、万国图志等。明朝廷因其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授予官职。自此，他接受俸禄，为宫廷修理时钟，定居北京。当时与其交游同学的有徐光启、李之藻、冯应京、杨廷筠、叶向高、曹予汴等。他介绍的西方科学有地理、数学、天文等。利玛窦在肇庆绘制的《山海舆地图》经其本人校阅作序后重刻刊行，以后又以《坤舆万国全图》等名多次刊行。他在地图上添加了罗马教皇的注说：“他是独身主义者，住在罗马，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天主教，全罗马帝国以及欧洲人都崇敬他。”以及中国人祭祖祭孔的风俗，“在孔子诞辰，及一年的某些季节，以极隆重的礼节，向他献死动物及其他食物，为感谢他在书中传下来的崇高学说······使这些人能得到功名和官职。”由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翻译出版的数学著作有《几何原本》前6卷、《测量法仪》等；李之藻从利玛窦问学，撰《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等。他的《天学实义》援引儒家经典来论证基督教教义。自称：“我太费心思，从那儒教先师孔子身上觅取我们的见解；我援引书中有意义不明的章句，作有利于我们的见解。”此外，还著有《畸人十篇》、《辨学遗牍》以及《中国札记》等。
利玛窦容忍尊孔祭祖等社会习俗的对华传教策略，在西方和在华传教士中颇多争议以后并引发了中国礼仪之争。与天主教传统传教方法不同，利玛窦采取了一种叛经离道的方法。这种冒险在一个多世纪后结束了“礼仪之争”的结果导致清朝的百年禁教，耶稣会也受到教皇克雷芒十一世的严厉斥责，耶稣会传教士最后被开除教籍。他要求派遣天文专家来华修订历法，以巩固传教士在华政治地位的建议，生前亦未被采纳。1610年在北京逝世。
利玛窦通过自己的重新诠释，使天主教披上了儒家的外衣，获得了在中国传教的权利。西方科学知识是他用以征服中国的手段是为他的传教工作打前站的。但不论目的如何，这位远道而来的西方传教士，其贡献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另外一位著名传教士一―—一汤若望
汤若望(J.A.Schallvon Bell，1592-1666年)出生在德国科隆一贵族家庭，1611年加入耶稣会。在1620年来到中国(澳门)，天启二年(1622年)进入北京，不久又去西安传教。1631年回了北京，那时候钦天监教士邓玉函已死，他就顺理成章(顺当时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之理)地继任下来，工作则是帮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他还会制造天文仪器，获得崇祯皇帝特赐“钦褒天学”匾额。另外据说还监造过20门大炮。
接下来就是战乱了，到了1644年，满清人入关；清兵进了北京城后，到处圈地、赶人。连汤若望所躲避的宣武门内天主堂(俗称南堂，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堂。明万历三十三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在此地创建，多次被毁，现存建筑是清光绪三十年新建)都让人端了，不仅人被赶出来，而且还被丘八爷们命令里头的东西也必须在三天之内搬出去，否则就要动家伙了!于是他只好上书恳请。理由是里头有未竣历书版片、天象仪器、书籍和教堂礼器等，三天根本搬不完，而且这教堂一旦损坏就很难修复了。可能是天主恩赐吧，居然让摄政王多尔衮看到了他的陈条，而多尔衮也大发善心，第二天就允许汤若望等人回天主堂住，还勒令士兵不得进人。
这一来，汤若望就和满清的上层搭上关系了，其后几次入宫讲解历法，同时献上了自己制作的天文仪器和世界地图。由于清廷当时很需要新的历法，所以他所制作的新历在实验成功后于顺治二年(1645)年得以颁行施行；而汤本人也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五品官)。而这仅仅是他在北京城里走红的开始。
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除了传教和为朝廷研究天文学外，还大多擅长医术，因为从吸纳信徒的角度讲，治好一个病人比施舍一百个穷人更有效率。汤若望也精于此道，在贵族向他求助时一方面悉心治病，一方面传播教义。这一手法果然奏效，到最后连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也成为他的信徒，拜他为教父(另一说义父)，而年轻的顺治皇帝也对他极其崇拜，先后赐下“通政大夫”“太常寺卿”“通玄教师”等多种封号，还赏给他很多金银绸缎等财物，并且称呼他为“玛法”(爷爷)!到后来甚至下诏允许他“随意出入朝中，凡有启奏，俱准迳人内庭，不循常例”。
汤的名望从那时起达到了古往今来所有传教士的顶峰，如果顺治的时代能够再延续上20年，他大概带着无上的荣耀去见天主。因为早在1654年顺治皇帝就按他的请求把靠近利玛窦墓地西部的一块地产赐予其作墓地。到了1660年，汤还在赐地上修建了一座圣母堂，堂前树碑，以满汉两种文字记载这个殊荣，表示在行弥撒时，要祈祷上帝保佑“吾君为尧舜，绵国祚于无疆”。
可惜顺治在24岁就得天花死了，临死还不忘问问他的“玛法”到底应该立哪个儿子为新一任皇帝。必汤若望禀着科学精神回答说应该传给出过天花的皇三子玄烨。因为天花在当时几乎无药可救，而且越大出越危险，玄烨既然出了，从概率上讲应该比其他未出过的皇子们更有希望长寿。顺治得到他所信赖的人的回答后立即同意了，不久，玄烨成为了清的第三任皇帝。
鸦片战争以后的西方传教士
鸦片战争以后，很多西方传教士成为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帮凶。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引发了很多教案。教案并不是到近代才有可以说自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之后不久就有了民教冲突。儒生和僧道是反对天主教的主力明万历年间(1616年)曾发生过南京教案。到清代康熙年间，天主教因反对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兴起礼仪之争，雍正下诏禁教，驱逐外国传教士。此后乾隆、嘉庆两朝，中国官方对天主教的态度并没有改变，禁止西洋人入境传教被写进大清律法。但近代教案则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中国而发生的，与以前不同。
鸦片战争，中国惨败，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开放沿海五口通商，允许外人居住；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第十七款规定，美国人可在贸易港口租地自行修建教堂；同年，中法《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款规定，如有中国人把法国教堂、坟地毁坏，地方官要照例严惩。这是允许外国人在华设堂传教最初的法律根据。同年，两广总督耆英在法国公使拉萼尼的要求下，奏请道光皇帝弛禁天主教。1846年道光帝正式颁布上谕，不但准免查禁天主教，还同意发还以前没收的天主堂。这是清廷对天主教政策的一个重大改变，从此，被查禁长达120年的基督教传布，从秘密非法转而成为公开合法。
此后通过各种条约，外国传教士不但可以进入各省传教，且因本身具有各国公民的身份，还同样享有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依据条约，中国政府对基督教不但不能查禁，对于隶属中国的教民也不能依法处置。这可说是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中千年未有的一大变局，外国传教士由非法变为中外条约保护下的合法，中国政府由主动变为被动。然而，外国传教士没有料到，由于当时中国人对西方和基督教的认识有限和早已有之的反教情绪，每项条约权利的实施都会招致无数错综复杂的问题，中外政府之间、官民与外国传教士之间、平民与教民之间都会发生无穷无尽的误解和纠纷。事实上，在《北京条约》实施后，教案一直是有增无减，在1899年之前的40年间，仅控诸官府而有文献可寻的教案就有200起以上。
外国传教士有很多人确实是抱着增进中国人幸福的良善动机来华布道，但其中良莠不齐，流品不一固然有道德高尚、行为善良的君子，也有道德卑下的伪善之徒。有的外国传教士参与侵华战争，或参与不平等条约的制定，或干预民间诉讼。所以，连天主教内一些正直的传教士也极端不满于这种恶劣现象。早在1848年， 泰噶哔神父(Joseph Ga bet)出版《中国教会一览》，即已痛心疾首地指出：“教会变成了外国机构，是敌人侵略应用的手段。教友在殖民主义压迫下成为不知目的的秘密组织分子。”
影响
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些传教士带来了一些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中国科技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中国著名的科学巨匠徐光启，就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西方传教士来华以后，传播基督教，从而在中国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就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在中国本土上生长出来的结果。义和团运动，也是直接和西方传教士的各种侵略活动有关，正是由于传教士的侵略，直接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未完待续）
编排：戴卫 黎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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