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拟想的汉高祖刘邦画像。
汉高祖是中国古代数一数二的开国大帝；汉代官修正史有三部：《史记》《汉书》《后汉书》，按理说，高祖的生平事迹，早该一清二楚，题无剩义。然而事实似非如此。正如正午阳光下的一粒细沙仍会有阴影，或者换个说法，像汉高祖这样的高山大壑级的历史人物，更可能阴阳向背，藏着人所未窥的多重褶皱。这不，寻绎史料，仍可发现几处暗点，数宗疑事，不妨作一汗漫之问。
一、汉高何名？刘季者谁？汉高祖刘邦也。但若死磕历史，刘邦本人知不知道自己名叫刘邦，汉朝人知不知道自己的开国皇帝名叫刘邦，显然是一个疑案，是为“汉高未名”。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然而，在识字读书大不易的古代，“肇赐予以嘉名”（《离骚》）实非穷人家轻易能够办到的事，更何况战国末期，草民更多为文盲，生下儿女来，每以排行或贱称敷衍应付。一生老二老三，几代无名无字，乃是常事。“白徒”刘季，就是典型。
汉高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天子，古人的说法叫“白徒”，此已为史家公认。他自承“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是照例耍了一把无赖，把原因全推给“暴秦”：“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手敕太子》，《全汉文》卷一）真实的情形，是以他的出身与战国末期社会发展的水平，一个乡下老农的儿子，想读书也没门。
想当初六国尚未统一，宋国沛地丰邑中阳里农民刘太公（相当于刘老汉）的老婆刘媪（相当于刘婆子）生下老幺，和几个哥哥一样没给起名设字，按乡间习惯，随喜排行称呼。刘季，刘老幺，或刘老四也。《史记·高祖本纪》开篇仅谓高祖“姓刘氏，字季”，并不言名，后文亦但以刘季相称，直至攻下沛县被推为首领，始改称其自封之沛公。究其实，“季”乃排行，亦非父母为这位家中老幺专起的字。多年后长安未央宫落成，汉高祖置酒大会群臣，在为父上寿时仍自称“季”，呼兄为“仲”。再看《汉书》之《高帝本纪》，开头即名、字均避而不提，一路称高祖，把刘季留给萧何、吕后和父老们去唤。
显然，《史记》《汉书》作为汉朝官修正史，无疑是关于汉高祖最全面的第一手史料，均有意（也属无奈）略过这个人物传记开宗明义必须清晰交代的第一要点。说是避讳吧，《史记》及两《汉书》乃至清人严可均所辑《全汉文》均未讳“邦”避“季”。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刊出的《榖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有“诗云旧国，其命惟新”句，改邦为国，这成为汉碑讳“邦”为“国”的孤证。但前此延熹元年（158）《郎中郑固碑》有“邦后珍玮，以为储举”语，后此初平元年（190）《圉令赵君碑》有“刊金石，示万邦”句，又并不避讳。再说，避讳把人的真名给避没了，这样的事也太无厘头了吧？
当然，如此明显的尴尬，不可能没人发现，但一直含糊过来。《史记·高祖本纪》三家注：“《集解》：《汉书音义》曰：‘讳邦。’”但《索隐》紧接着提出怀疑：“按：《汉书》‘名邦，字季’，此单云字，亦又可疑。按：汉高祖长兄名伯，次名仲，不见别名，则季亦是名也。故项岱云‘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后因讳邦不讳季，所以季布犹称姓也’”。司马贞吞吞吐吐要说的意思是，他怀疑汉高祖根本就是有字无名，或字即是名。为什么呢？通行的经颜师古校勘的《汉书》不提汉高名字，东汉末年荀悦所撰《汉纪》首谓汉高名邦，但颜师古《汉书叙例》“荀悦”条下谓“撰《汉纪》三十卷，其事皆出《汉书》”。若《汉书》本无，荀悦又何所本？不排除他自家杜撰或后人阑入的可能。司马贞所引的项岱为东晋南朝时人，《汉书音义》作者或谓臣瓒，或谓蔡谟，也都是晋人，说话是不能算数的。
细检史料，“刘邦”首次作为汉高祖的大名正式出现，要到七八百年后的南朝梁代末年。《梁书·世祖本纪》载，太清五年即大宝二年（551），侯景杀萧纲于建康台城，南梁群臣在江陵上表劝进，时尚为湘东王的萧绎作答教，谓侯景未灭，自己未宜便登大宝，以周武王和汉高祖自比，而直呼其名：“赤泉未赏，刘邦尚曰汉王；白旗弗悬，周发犹称太子。”可是，这汉高祖究竟是什么时候正式起的名，叫的邦，并不清楚。
看来我们甚至可以把汉高命名权归到萧绎名下。因为，首先，沈约在《宋书·符瑞志》中大书特书汉高祖的符瑞，但始终称其为刘季或汉高。沈约修《宋书》在齐武帝时，本人死于531年，距萧绎作答教的太清五年（551）不过几十年。理论上讲，汉高祖之得名为邦，当发生在这段时间，然而细检《全梁文》《梁史》《南史》《北史》，从未发现第二处刘季名邦的相关记述。其次，萧绎自撰的《金楼子》，其《兴王篇》也是直谓“汉高祖名季，父名执嘉”。据许逸民笺校《金楼子》前言，此书之成，当在太清、承圣（547-555）之间。萧绎聚书八万卷，笔下怎么可能出这样的错？
总之，这是一笔糊涂账。清人王鸣盛曾从史书体例的角度提出解释：“《史记》于高祖云字季，不书讳，余帝则讳与字皆不书。《汉书》本纪因之，马、班自以为以臣故耳。……史而不书，后何观焉？”（《十七史商榷》卷二）问题是，汉代其他帝王的名讳都在本人为太子或皇子时秉笔直书过了，难道汉高祖没当过太子就不能记录？这个诸帝讳与字皆不书的别扭做法，我甚至怀疑是司马迁为掩饰高祖无名弄出来，而为班固所因，宜其不为其后各史所袭。
今人对此也偶有所疑。陈正宏新著《时空：的本纪、表与书》（中华书局，2021）看见汉高无名的事实，但他并未系统梳理其来龙去脉，仍然归因于避讳制度埋没了刘邦的大名。他有一段话说得好：
《高祖本纪》里高祖名字和生年的缺失，和这篇本纪里一再宣称的蛟龙、赤蛇、五彩云气等等，恰好形成一种反差很大的对比，并带上了一抹不易为人觉察的讽刺色调。
二、柏人何恨？战国以下，两汉沿至南北朝，客与其主，下级属官与上级主官如三公、郡守、刺史等，不仅是寄养、辟举、上下级的关系，而有君臣名分和实质上的人身依附控制，主对客有生杀大权，客对主有忠诚义务，在需要时，客应为主者所驱使甚至献出生命。主官或老师死了，原则上被辟举的僚吏、食客、门生要像为人子者一样治丧、服孝。如此之“客”，包括食客、门生、属吏等，乃是一个类似后世“养子”“义儿”的带有拟亲拟制性质的特殊群体。
循此关系，我勾沉出汉高祖刘邦昔年一段几乎被遮蔽的经历及其隐藏的历史因果。
刘邦一生喜骂人，有三次，差点骂走好运，骂掉江山，直至骂丢老命。第一次，刚起兵时见儒生就骂，险些骂走郦食其，把陈留积粟弄没了。第二次，楚汉相争白热化时骂韩信，幸好及时改口，不然把人家骂醒，中国历史就该从大秦一统直接跳到三国演义。第三次，是骂身为赵王的女婿，结果引出一场未遂的行刺，若非临时起意换地驻跸，保不准早四年崩于柏人（今河北柏乡县西南）驿馆。
汉高祖五年（前202）初，刘邦在垓下之战打败项羽，分封一批异姓王。其后二年，项羽旧部临江王驩、陈公利几及燕王臧荼等接连反叛，刘邦均不辞劳苦，亲征而定。又过二年，韩王信（与淮阴侯同名的另一个韩信）联合匈奴反于太原，刘邦再次亲征，轻敌冒进，被匈奴包围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历七天方侥幸脱围，回程路过赵国国都邯郸。当时赵王张耳已死，其子张敖继承王位，并娶刘邦长女鲁元公主为妻。皇上加岳丈来了，张敖非常恭敬，每天朝夕侍候，亲自奉膳。但刘邦“箕踞詈，甚慢易之”，就是说两脚箕张着吆喝谩骂，不把这个女婿当回事。箕踞在那时是极不尊重人的坐姿，严重起来可以出人命、结世仇。荆轲箕踞骂秦王；汉初大侠郭解之客，看见有人对郭箕踞而视，就想动刀子。刘邦的表现也可以理解，接二连三的反叛让他这个平民天子席不暇暖，平城之围更是凶险，侥幸脱出，惊魂未定，心情肯定好不了，女婿虽说有半子之亲，但同样是危险系数很大的异姓王，大为心病，正好骂上一通出气，迫反了，一起收拾。
这不，还真骂出事来。
问题不直接出在被骂的人身上。《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说：
赵相贯高、赵午等年六十馀，故张耳客也。生平为气，乃怒曰：“吾王孱王也！”
说王曰：“夫天下豪桀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无礼，请为王杀之！”
张敖啮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误！且先人亡国，赖高祖得复国，德流子孙，秋豪（编者注：犹言秋毫）皆高祖力也。愿君无复出口。”贯高、赵午等十余人皆相谓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长者，不倍德（编者注：不背弃恩德）。且吾等义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杀之，何乃污王为乎？令事成归王，事败独身坐耳。”
汉八年，上从东垣还，过赵，贯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厕。上过欲宿，心动，问曰：“县名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
汉初异姓王权大势重，可自置官吏，自拥军队，迹近独立王国。但是，张敖不反，他的下属，准确地说，是他父亲的一群旧门客，咽不下这口气。相国贯高、赵午等人不顾小主人反对，密谋反叛，并于次年策划了在柏人驿馆墙壁藏伏刺客的行动。
要出的气固然是为主人，但也未尝没有自己的一口。这口气何从而来？再读《史记·张耳陈馀列传》，我们可以找到一条隐隐对应的信息：
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
张耳也以门客起家，其后因娶富家女获得充裕的政治活动资金，千里致客，名闻天下。秦灭魏之前，他已当上魏国外黄（今商丘市民权县境内）令：
张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时，及魏公子无忌为客。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张耳，乃谓女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乃卒为请决，嫁之张耳。张耳是时脱身游，女家厚奉给张耳，张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为外黄令。
可以这么说，张耳曾是青年刘邦的旧主和人生偶像，两人的早年经历也颇相似。
从刘邦家乡丰邑到张耳为宰的外黄，直线距离一百多公里，不远也不近。当年刘邦应属“千里致客”投奔张耳的四方后辈之一，而也因此对张耳的故主魏公子无忌有特殊情结。《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刘邦于战国四公子中，独崇信陵君，实有私淑之敬，也说明他对自己青年时短暂的为客经历铭感在心。
再者，刘邦起家，也与张耳一样走了“半子”路线，他靠不按常理出牌的豪侠之气，获得沛令坐上客单父人吕公青睐，娶其女吕雉，得到岳父资助。刘邦的性格与行事，可谓客之豪而侠之痞者。
再深挖下去，刘邦在张耳门下为客时，极可能贯高、赵午等人早就在了。贯、赵年龄大（“年六十余”），在张耳门下客的辈分中应比刘邦高。已经贵为天子的刘邦，在贯高赵午们眼中还有另一重抹不去的身份：旧主门下客中后生晚辈！而显然刘邦完全不认这层关系，此已在实质上构成对贯高、赵午们的直接羞辱，“且吾等义不辱”，似乎隐隐指向这层更需“为尊者讳”的隐蔽关系。“贯高、赵午等十余人”，风险极高之反谋一下能有十多人可以通谋，有可能他们都是张耳门下旧客，则也可见此种势力虽属残余，尚所在皆是，未可小觑。
在先秦乃至两汉的政治斗争和现实生活中，主辱客死，从来义不容辞。春秋时晋国赵氏下宫之难自不必说，战国时秦兵围赵，魏公子信陵君求魏王发兵救赵不果，“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史记·魏公子列传》）。若非用侯生计，盗虎符，杀晋鄙，夺军击秦，这数百个给“约”上路的客，只好跟主君一起肥羊投虎了。很有可能，当日跟着信陵君赴死之客中就有张耳，若张耳那时玩完，沛县青年刘邦将失去一个人生偶像和投靠学习之所，历史可能要一系列改写。
张耳门下客也是不好当的。后来天下反秦，张耳、陈馀拥立陈胜之将武臣为赵王，北略燕地，赵王又被燕将扣为人质，张、陈派使者前往交涉，前后十余辈，“燕辄杀之以求地。张耳、陈馀患之。有厮养卒谢（编者注：谢，告诉）其舍中曰：‘吾为公说燕，与赵王载归。’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余辈，辄死，若何以能得王？’”（《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居于“舍中”者皆客也，舍人也就是客的同义语，事急使客，办不成事丢了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正因此，刘邦对张敖的谩骂才会引起这帮旧客那么大的反感，而他本人在赵国地面也感到杀气迫人，不宿而去，算是留了个心眼，也留了条老命。
《榖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即《张迁碑》)中，有“诗云旧国，其命惟新”字样。
三、陈豨何来？《南史·朱异传》说，侯景谋反之初，鄱阳王萧范、司州刺史羊鸦仁累有急报，“（朱）异以（侯）景孤立寄命，必不应尔，乃谓使曰：‘鄱阳王遂不许国家有一客！’”并不为闻奏。说刘邦在张耳门下为客时没结交一个半个大豪杰或小兄弟，换用朱异式的说法，直谓“汉高无一客”，似乎也不尽然，陈豨就很可疑。
养客蓄士之风，自春秋历战国入两汉长盛不衰。下宫之难中，赵氏孤儿靠孤客之力得以保存并翻盘，魏公子无忌反因门下之客无所不能而为其兄魏安釐王所深忌。流风所及，并与两汉的豪强游侠、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政治相因应，后世养客之风未减，客路常畅。《汉书·游侠传》，可当一篇中央政权剿客灭士的斗争史来读。
这种有趣的矛盾和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在汉高祖身上也表现得相当突出。
如前所述，汉高祖曾短期为客，敬重张耳，私淑信陵君。他起兵反秦后，一路收聚舍人门客，文如张苍、陆贾，武如樊哙、周苛、傅宽、侯緤等，起初都是以“舍人”“客”的身份追随他的；锄除九江王英布是他人生最后也是最凶险一场恶仗，给他有效建议的，仍是投靠在汝阴侯夏侯婴门下为客的“故楚令尹”薛公；太子的地位，也要靠张良帮忙招致商山四皓这样高冷的“稀客”加上保险。一方面，从他当上皇帝至吕后擅政、刘氏复辟，客的身影始终活跃在西汉政坛的台前幕后；另一方面，他本人又警惕贯高、赵午辈如蛇蝎，也还真差点栽在他们手里。
陈豨，更像个谜。《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说，陈豨“不知始所以得从”，即大家都弄不清楚这家伙何时何地跟上刘邦闹革命，仿佛从石头缝中蹦出来，但在刘邦平定韩王信的反叛后，他一下子就被封为列侯，坐拥赵、代边兵。此人酷好养客，“宾客随之者千余乘”，而且“待宾客布衣交，皆出客下”，仿佛战国四公子的西汉新版，因此引起赵相周昌警惕。刘邦一采取限制措施，陈豨就真个反叛，而且兵势不小，颇有威胁。从《史记》说他是“梁人，少时其数称慕魏公子；及将军守边，招致宾客而下士，名声过实”的剧透看，我猜测他有可能就是刘邦早年在张耳门下为客时结识的铁杆小弟，这可以比较合理地解释他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得到信任倚重，且熟悉赵、代情况，人生偶像与行径，又与刘邦如此相似。
马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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