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伟、徐海涛、陈一帆、雷嘉兴
祖国南疆，左江之畔。
91年前，在地处中越边境的广西龙州，龙州起义响惊雷，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建立了左江革命根据地，开启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翻开历史篇章，一个个红色故事震撼人心，令人敬仰。
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打响，1万多名军民在龙州县城新填地广场集会（油画）。龙州起义纪念馆供图
一生的等待
革命理想高于天。在革命岁月里，许多军民为了革命理想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留给家人无限思念。
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红八军军长俞作豫、参谋长宛旦平、政治部主任何世昌，牺牲时年龄都在30岁左右，其中宛旦平是4人中牺牲最早的。
1930年3月20日，国民党军队围攻龙州，红八军和左江工农赤卫大队英勇迎敌，打响阻击战。龙州失陷后，红八军军部和二纵队被迫撤往凭祥。1930年3月22日，敌军追踪进逼凭祥，红八军参谋长兼二纵队队长宛旦平率部阻击敌人，在战斗中献出了生命。
这是龙州起义纪念馆。龙州县委宣传部供图
“宛旦平是湖南新宁人，他曾参加过北伐战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一名非常英勇的战士。”中国红军第八军革命纪念馆馆长李敏介绍，宛旦平非其原名，因革命需要改名旦平，他牺牲后，其妻子李竹青在很长时间里都不知道这一消息，一直在等待丈夫回家。
宛旦平和李竹青是同乡，两人经人介绍相识。1928年冬，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宛旦平获组织批准，返回老家与恋人李竹青完婚。结婚当天，他接到上级紧急通知要返回上海。当晚临行前，宛旦平对新婚妻子说：“等我打完仗，就回来接你！”
宛旦平这一去，便没了音讯，留在家乡的李竹青将思念放在心底，日复一日地盼着爱人归来，一等就是几十年。
“直到1984年宛旦平革命事迹见报，李竹青才知道爱人已长眠异乡。”在龙州起义纪念馆宛旦平事迹展板前，李敏动情地给记者讲述了这段感人故事：她等了爱人半个世纪，终身未改嫁，当李竹青拿到宛旦平的烈士证书时，昔日年轻的面容已多了一道道皱纹，她捧着爱人的烈士证书来到宛家祖坟前，放声痛哭：“你说，等打完了仗，就回来接我的啊！”
这是龙州起义纪念馆展厅。龙州县委宣传部供图
宛旦平牺牲后，俞作豫、何世昌率领部队沿中越边境前进，并转战桂南。1930年7月，何世昌率部辗转到邕宁、钦州一带活动，在前往右江寻找红七军途中不幸被捕，后在南宁英勇就义，年仅25岁。
1930年8月，俞作豫在寻找党组织过程中被敌人逮捕，押至广州，同年9月6日在黄花岗英勇就义。1930年秋，李明瑞率部北上，1931年10月，他在“肃反”中被错杀于江西省于都县，时年35岁。1945年，李明瑞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这是俞作豫慷慨就义前留下的悲壮诗句。“在红八军的征战中，一个个革命者面对生死，表现出崇高的英雄主义和革命必定胜利的信心，留下了永恒的精神力量。”李敏说。
最后的党费
20枚“光洋”，这是龙州起义时红八军战士们的军饷。
这是龙州起义时红八军战士们的军饷——“光洋”。龙州起义纪念馆供图
1930年3月，红八军二纵队在凭祥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在据守白马山过程中，二纵队一营政治指导员林景云带领数十名战士、赤卫队员，在长达数小时的战斗中，在敌人密集的炮火攻击下，掩护主力部队撤退。
战斗中，林景云不幸中弹负伤。“林景云负伤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把自己身上带的文件全部掏出来烧掉，第二件事是掏出自己身上仅有的5枚‘光洋’交给身边战友，嘱咐战友‘你用3枚作路费，一定要活着出去，然后把剩下的2枚作为我的党费交给党组织’。”龙州起义纪念馆讲解员梁雪萍说。
红军梁玉汉是这场战斗的亲历者，梁玉汉的儿子梁炳聪记得父亲讲述过的这段红色故事。“战斗打得非常惨烈，打了2个多小时。”梁炳聪说，红军战士在敌人的一轮轮进攻中一个个倒下，最后只剩下几个人。
林景云负伤后仍顽强战斗，最后因弹尽被捕，当晚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8岁。
每次在龙州起义纪念馆给参观者讲述“最后的党费”，梁雪萍都深受触动：“一个战士在死之前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保守党的秘密，把重要文件销毁，而且没有忘记自己的党员身份，认真履行党员的义务，信仰无比坚定，对党无比忠诚。”
图为龙州起义纪念馆（无人机拍摄）。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雷嘉兴摄
三过家门而不入
在红八军队伍中，走出了一位百岁将军——吴西。
吴西1900年出生在广西扶绥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投身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夏，吴西离开家乡前往南宁，投身革命的洪流中，此后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
“龙州起义前，吴西作为先遣部队的一员，跟随部队沿左江行舟向龙州进发，行至扶绥的一个码头，机帆船靠岸维修、补给，此时码头距离吴西老家仅有几公里，怀着对革命的热情憧憬，他路过家门而不入，等待机帆船继续起航。”龙州起义纪念馆讲解员张纯璐说。
1930年3月，龙州失陷后，吴西随部队转战至距离老家很近的渠黎圩，恰逢家中亲人赶圩，亲人们急切劝其回家。面对许久未见的亲人，已准备为革命理想献出一切的吴西劝慰道，“等革命成功了再回来见你们”，而后跟着大部队继续前进。
在告别亲人约5个月后，吴西受党组织委派，从香港护送中央代表到红七军传达党中央指示。在完成这项任务过程中，受敌情等影响，吴西曾取道渠黎圩附近的小村，这次距离老家只有二三里，心系组织任务的他回望家乡方向，而后继续赶路。
“吴西将军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意志和组织观念。”张纯璐说。
为民的红军井
龙州县城新街19号，一栋古朴的建筑灯笼高挂，这里是红八军军部旧址。
这是红八军军部旧址。龙州起义纪念馆供图
“军部旧址前身是西南地区当时有名的瑞丰祥钱庄，后红八军在此设立军部，指挥左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和军事行动，因此钱庄内这栋法式风格的洋楼也被称为‘红军楼’。”红八军军部旧址讲解员肖丽丽说。
沿着灰砖铺成的路面走进军部旧址内部，几间屋子围着的一口“红军井”出现在记者眼前，井内水质十分清澈。“这口井原为钱庄主人私人使用，钱庄所在地势东高西低，过去附近的百姓大都住在东边，打口井很不容易，吃水只能走远路到河边挑水。”肖丽丽说，红八军接管瑞丰祥钱庄后，发现周围群众吃水难，于是派人将井口扩大并且加深，让群众就近来钱庄取水。红八军离开龙州后，龙州人民亲切地称之为“红军井”。
图为红八军军部旧址内的红军井。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雷嘉兴摄
“吃水不忘挖井人，直到如今，本地民众一说起这口‘红军井’，就想起那一支为劳苦大众着想的红八军。”肖丽丽介绍，20世纪80年代，龙州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水，河水受到污染，当时正是这口“红军井”解决了大家用水之急。
“一口井，体现的是为民情怀。”李敏说，龙州起义大会上，《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就明确提出，“本军是民众的武力，负责解除民众的痛苦，图谋民众利益的使命”，起义官兵还在大会上集体庄严宣誓，“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
铁桥阻击战
悠悠左江穿过龙州县城，城南河岸的一处桥台上，矗立着一个铁桥支架。
这座兴建于1913年的铁桥是民国时期唯一连接龙州县城南北的桥梁，龙州起义后，这里曾打响一场阻击战，革命血迹遍洒桥面、河道、两岸。
图为龙州铁桥阻击战遗址（无人机拍摄）。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雷嘉兴摄
龙州起义后，左江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和地主豪绅暗地勾结，趁红军部队集中在龙州的时候，实行武装叛乱，扰乱人心。红八军根据形势，分兵进行剿匪征战。
1930年3月中旬，国民党桂系当局得悉红八军主力已分赴各地去剿匪，派兵4000多人分两路对龙州进犯。3月20日，桂系军队突袭龙州城，当时驻守龙州城内的仅有红八军3个主力营和左江工农赤卫大队，共1000多人，形势十分危急。
面对敌人突袭，红八军军长俞作豫指挥龙州军民英勇阻击，但由于敌我兵力悬殊，敌人形成了包围态势，龙州城东、城北、城西三面皆被桂军所占。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为保存革命实力，俞作豫果断决定向南撤出龙州城。
一场鏖战在龙州铁桥展开。据李敏介绍，桂军发现红八军南撤意图后，集中火力向铁桥进攻。为掩护军部和主力部队撤出龙州，左江地区第一路游击大队政治部主任严敏率部坚守桥头阵地，左江工农赤卫大队也参与保卫战。
战斗一直持续到夜晚，其间桂军一路继续正面攻击，一面派兵从下游偷渡过河，直奔铁桥南头，红八军腹背受敌。在掩护部队撤退过程中，守桥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员顽强阻击敌人，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后，与敌人肉搏，40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至此龙州失陷。
这是龙州起义纪念馆展示的1930年3月20日“铁桥鏖战”场景。龙州起义纪念馆供图
特制的帽徽
在龙州起义纪念馆，约2700平方米的展厅展现着昔日革命岁月。一个红色文物展柜里，一块红布上摆放着的3枚金属帽徽，吸引许多人驻足。
帽徽椭圆形状，每枚长宽只有两三厘米，有的历经岁月洗礼已有些残缺，在有着2900多件馆藏文物的龙州起义纪念馆内，被誉为“镇馆之宝”的正是这几枚小小的帽徽。
“这是中国红军第八军的军帽帽徽，为铜片精制而成，正面隆起的图案有斧头、镰刀、五角星组成。据考证，它是1928年中国红军成立以来唯一使用这样图案、形状和质地的红军佩戴物，1996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藏品。”梁雪萍说。
这是中国红军第八军的军帽帽徽。龙州起义纪念馆供图
帽徽缘何如此设计？有哪些特殊寓意？在讲解员的讲述中，帽徽背后的故事被一一揭晓。
1929年12月初，在筹备龙州起义和组建红八军过程中，军队标识、军帽帽徽等工作被提上日程，经过讨论，帽徽的形状被定为椭圆形，寓意红太阳，也代表着中国。斧头代表着工人，镰刀代表农民，五角星代表着共产党，五角星位于斧头镰刀之上，寓意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带领广大工农走向民族复兴的道路。
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打响。1万多名军民在龙州县城新填地广场集会，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在起义大会上，数千名红八军将士高扬革命的红旗，换上特制的帽徽，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口号声响彻会场。
“当年红八军帽徽一共制作了2000多枚，现仅存5枚，除龙州起义纪念馆内的3枚，还有1枚借展于广西民族博物馆，另1枚借展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李敏说，这些帽徽跟随红军战士历经浴血奋战，见证了红军战士誓死捍卫革命的坚定决心。
七千里远征
“龙州起义后，红八军曾经历过一次约7000里的远征。”在龙州起义纪念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参观者都会听到这样一段关于红八军的特殊经历。
1930年龙州阻击战时，正在靖西围攻敌军的红八军一纵队与龙州军部无线电联系突然中断，判断龙州有变，便紧急回援龙州。而后，部队侦悉龙州失陷，军部率二纵队突围转移。为保存实力，一纵队决定绕道转移到右江与红七军会合。
寻找红七军的过程充满艰辛，一纵队转战中越、滇桂黔边境，边走边打听红七军消息。1930年4月29日，红八军一纵队在凌云县彩架村遭遇国民党包围袭击，红军将士在群山间展开一场激烈的突围战，战斗一直从早上打到下午，最后胜利突围。
“1930年10月23日，红八军一纵队历时半年多、行程约7000里，一路艰苦征战，终于与红七军在凌云县讲肥村岗里屯（今乐业县上岗村）会师。”梁雪萍说。
红八军与红七军会师后，红八军一纵队到达广西河池，编入红七军序列，成为红七军的一支劲旅。1930年11月，部队跟随红七军主力又转战7000里，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汇入革命的大洪流，后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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