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日本和朝鲜一样，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的属国。
应该说，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
在几千年间，日本只有一个时期是真正的朝贡国，那就是中国南北朝中的东晋南朝时期，也就是日本大和国“倭五王”时期。那个时候，日本尚没有正式使用中国文字，甚至还在向中国学习怎么制作衣服，正是“始制文字，乃服衣裳”之际，换句话说，正处于从蒙昧向文明的过渡期。
从413年到502年，日本曾先后13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日本使臣频繁前来，每次都携带贡物和表文（即国书），并且请求册封，这些朝贡活动完全符合中国礼仪规定。中国册封日本统治者“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等头衔，日本的国书也载诸中国史籍，日本属于中国的朝贡国确凿无疑。
另一个时期是“半心半意”的朝贡时期，出现在中国明朝，即日本室町幕府时期。这个时期日本的朝贡完全是为了获取朝贡利益。幕府将军伪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日本国王”头衔，虽然和中国开展朝贡贸易，但是在国内从来没有像朝鲜、越南、琉球那样“奉中国之正朔”，仍然用自己的年号，因此算不上典型的朝贡活动。这个时期持续得也不长，“争贡之役”后就结束了。
▲《万国来朝图》局部
除此之外，隋唐、五代、两宋、元朝和清朝，日本都不是中国的朝贡国。在中国清朝时期，日本甚至通过“正德新例”，试图把中国纳入日本的朝贡国系列。因此在中国的朝贡圈中，日本和朝鲜、越南、琉球甚至泰国都不一样，应该算是一个“异类”。
02
看了前面的叙述，肯定会有人问，在唐朝，日本频频向中国派出遣唐使，难道不是朝贡吗？
还真不是。
日本人积极向中国学习，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放下了自负。日本人看起来谦恭，似乎对谁都点头哈腰，但事实上，日本人是世界上最矛盾的，在“崇洋媚外”的同时，他们内心中的自尊乃至自负甚至比世界上其他大部分民族的人还更多一些。
虽然在“倭五王”时期，日本认真地对中国朝贡过，但是掌握了汉字之后，日本人所修的日本国史等史书，居然对这些内容统统不予记载。显然，在吸收中国文化达到一定程度后，日本人明白自甘朝贡地位是一种屈辱，因此主动清除了这种历史记忆。
事实上，日本自从文明化之初，即从隋朝开始，就试图与中国分庭抗礼，也就开始了与中国的礼仪冲突。日本统治者在遣隋使携带的国书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隋炀帝读了很不高兴，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蛮夷国书竟然敢如此无礼，以后不要给我看了。
与此同时，隋朝的国书也令日本统治者大怒。隋朝随后遣使日本所带的国书中说：“皇帝问倭皇（王）……远修朝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这本是中国对周边小国国书的正常格式，在中国看来是非常客气而礼貌的。然而摄政的圣德太子看到“倭王”两个字，感觉非常碍眼，拒不赏赐中国使 者。
▲电影《妖猫传》中的遣唐使形象
到了唐朝，日本人派出很多批遣唐使。唐朝对日本遣唐使的称呼是“朝贡使”，与别国的使节一视同仁。王维在《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序中说：“恢我王度，谕彼蕃臣。”显然，大唐朝野上下，都将日本视为属国。唐王朝将日本人带来的礼物称为“方物”，因此也给了日本大量的赏赐，我们从日本正仓院现存的宝物，可以略见唐朝出手大方的程度。
但日本人却刻意回避“朝贡”二字。遣唐使访问唐朝，其实与正式的朝贡活动有很大区别。
首先，历届遣唐使从来没有携带国书也就是“表文”。表文是建立朝贡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清代黄遵宪对此解读说：“新旧《唐书》不载一表，其不愿称臣称藩以小朝廷自处，已可想见。……当时使臣皆不赍表文，盖不臣则我所不受，称臣则彼所不甘。而彼国有所需求，不能停使，故为此权宜之策耳。”也就是说，新旧《唐书》都没记载任何一通日本表文。
之所以不带表文，是因为如果称臣，日本人不愿意。如果不称臣，中国人也不接受。所以就采取了这样一个典型的符合日本人“暧昧”性格的做法：一方面，因为有求于中国，所以必须频繁遣使；另一方面，又不想留下任何称臣纳贡的文字记载。所以黄遵宪认为，唐代日本对中国“以小事大则有之，以臣事君则未也”。是小国对待大国的恭谨态度，但并没有像朝贡国那样将中日关系定位为君臣之分。
其次，在隋唐之前，日本遣使来到中国，都要为国王谋求爵位封号，甚至为封号的长短和内容反复争执。但是在唐朝，日本从来没有像其他朝贡国那样，请求中国皇帝的册封。因此唐朝也从来没有对“日本国王”进行过册封。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唐朝如果册封，最高也不过是“国王”，而日本统治者已经自称“天皇”。黄遵宪说：“（日本）窃号自娱，几几乎有两帝并立之势矣。”也就是说，日本人自建年号，自称天皇，与中国平等自处，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日本使臣怎么在中国皇帝面前称呼本国统治者呢？“天皇”一词不但僭越了中央帝国“皇帝”的名号，而且比“皇帝”还要高一级，日本人当然不敢提起。
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将自己的君主叫作国王，那在日本同样是大逆不道的。因此他们再一次采取折中手段，使用“主明乐美御德”这个名称蒙混过关。“主明乐美御德”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天子”二字的日语发音。唐朝人不明所以，还以为是日本国王的名字。所以唐玄宗《敕日本国王书》开头就说，“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
唐王朝如同对其他朝贡国一样，对日本使臣赐以官爵。其他国家比如朝鲜诸国、渤海国的使臣，如果被唐朝赐予官职，是极大的荣耀，这些官职回到本国也仍然有效。但日本遣唐使被赐予的唐朝官职在国内则不能通用。
因此虽然一直把日本使者当成朝贡者来对待，但是唐朝人也明显感觉到了日本人和其他朝贡者的不同。他们感觉这些矮小的日本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傲慢”，记载“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这些入朝的日本人，比别的国家的使臣更为矜持自大。
在外交礼仪方面，日本和唐朝发生过好几次争执。比如贞观五年（631年），第一次遣唐使团返航归国，唐朝派使者高表仁伴送他们，出使日本，结果并不愉快，“表仁无绥远之才，与王子争礼，不宣朝命而还”。
高表仁作为大唐皇帝的代表，将日本视为臣属国，向日本使臣宣布唐天子的“朝命”，但是日本人不吃这一套，拒绝接受臣属地位，结果他“不宣朝命而还”，没有完成任务就回来了。史书说高表仁“无绥远之才”，实际上应该是他坚持原则，在礼仪问题上拒不让步。
日本史书还记载了一次日本使臣在中国的“争位事件”。《续日本纪》载，中国唐朝天宝十二年（753年）朝贺大典，中国将日本排在西侧第二位，居于吐蕃以下，而以新罗使臣居于东侧第一位。日本使臣非常愤怒，因为他们认为新罗是日本的属国，“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大日本国久矣，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列于属国之下，实难忍受。因此与中国产生争执，最终列日本于东侧第一位，这才心满意足。不过这次的争位事件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史书中均不见载。
03
唐朝时日本不是中国的属国，那么宋朝时如何呢？
有宋一代，中国和日本只有民间交流而一直没有官方关系。宋神宗想和日本亲近亲近，托日本僧人给日本朝廷带了封书信，因其中写了“回赐”二字，引起天皇不满，未予回复。宋徽宗时代，又一次因为在给日本的牒文中写有“事大之诚”一句，惹恼了日本人，没能够达到建立亲善关系的目 的。
元朝建立，忽必烈遣使日本，一开始并没想占有日本国土，只是希望日本能像高丽一样臣服入觐。但幕府当时的执政者北条时宗年轻气盛，斩掉五名元朝使臣。忽必烈大怒，两度派遣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渡海远征军入侵日本，眼看日本人就要为他们的倨傲而付出沉重代价。然而也许是上天欣赏日本人的勇气，一股突如其来的台风摧毁了忽必烈的十万水师。
明朝初年，日本人仍然桀骜不驯。明太祖的“诏抚”文书送到了日本，日本人不但没有遣使，反而因为朱元璋的诏书语气傲慢，一怒之下，杀掉了七名明朝使臣中的五名。在放回的两名使臣带回的文书中，日本人公然答道：
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兵，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
就是说，你天朝厉害，我日本也不白给。我就是不进贡，你敢兴兵来战吗？你倒是来啊，我们随时欢迎。
朱元璋被这个桀骜不驯的岛国弄得火冒三丈，可是老谋深算的他才不肯为了口舌之争而兴师动众。他清楚地记得忽必烈的惨痛教训。《明史》中说：“帝得表愠甚，终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他只好以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样子宣布不与这个小国计较，并从此把日本列为不征之国，告诫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征伐日本。
不过，日本人倒也并非一直如此自负，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格中有非常现实和狡猾的一面。到了建文时期，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抵御不住巨大现实利益的诱惑，调整了对明方针，加入了向明朝朝贡的行列。不过他在呈送给明朝的表文中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自称“日本国王”。
这个称号，幕府将军在国内可从来没有使用过。永乐皇帝并不知道日本有“天皇”，以为此人就是日本国元首，因此大喜过望：“父皇时期拒不进贡的日本，现在却主动前来致意，可见我的恩德之普远逾父皇。”因此朱棣一次性慷慨地赐予“日本国王”白银千两，铜钱1500万，另赐“王妃”白银250两，铜钱500万。
由此日本开始了与中国的“勘合制度”。然而日本人在朝贡队伍中态度最为桀骜，也最难于管理。嘉靖二年（1523年）六月，日本两个地方诸侯为了争夺进贡利润，派出了两拨朝贡使团来到中国。他们在宁波发生冲突，不但相互杀戮，还在回国途中沿路大肆烧杀抢掳，史称“争贡之役”。
朝廷终于“震怒”，宣布断绝与日本的贸易。日中之间这第二次朝贡关系就这样仓促结束了。
04
清朝不像明朝那样虚荣，也没有像明朝那样在立国之初向周围国家派人招徕进贡。清朝的政策是，明朝的朝贡国，如果缴回明朝颁给的大印和文件，换取清朝的印章，可以继续向中国朝贡。至于没有朝贡关系的国家，清朝并不主动要求它们朝贡。因此清朝和日本一直没有建立正式的官方关系。
不过此时的日本倒是试图把中国以某种方式列为它的朝贡国。1715年，德川幕府颁布了对外贸易的新条规，叫“正德新例”，规定中国人要来日本贸易，必须持有日本政府颁发的信牌。信牌上书写有日本的年号，不持信牌，不许驶入日本港口，否则武力伺候，“焚其船，斩其人”。
负责制定这一新规的幕府官员新井白石说，通过这一制度，“我国国威将扬于万里之外，我国财物亦将万世富足也”。既然包含“扬我国威”的政治意图，因此“信牌制度”很像中国对日本曾经实行的“勘合制度”，只不过把中日地位颠倒了，把中国摆在了“入贡国”的位置。虽然有些中国地方官认为在这种制度下与日本贸易是“奉外夷为正朔，忤逆朝廷而归顺日本”，但康熙皇帝大度地认为不必为这些小事计较，因此中日之间从此一直以信牌贸易的方式保持着商业往来，直到清朝后期。
因此至少从南北朝之后，日本不应该算是中国的朝贡国。事实上，和中国一样，日本从很早开始就经营着自己的朝贡圈，试图把自己放到世界中心的位置上。
本文节选自《简读日本史》张宏杰 著
标签： 日本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