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于5月28日逝世，享年100岁。
何兆武，1921年9月生于北京，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2015年4月获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译作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哲学》《文化漫谈》《西南联大的那些事》《上学记》等。
何老曾在书中谈到，“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其在生前曾说，学术的生命力在于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上学记》是何兆武先生的个人口述史。何先生在西南联大读大学和研究生，共七年，读过四个系，之后在清华大学任教。《上学记》写的就是何先生1949年的求学生涯，其中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
《上学记》2006年由三联书店初版，2016年版权转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上学记》修订版发布时，何兆武先生写过一段话，说《上学记》的出版确实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四年前，青年友人文靖女士来找我谈话，想从我这里了解一些旧时代学生生活的情况。当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谈不到思想上的酝酿，只是东拉西扯地信口闲谈。文靖女士据此写了几篇小文，居然得到刊载，这或许引起了她的兴趣，于是又和连续和我几度闲谈。就我而言，事先并无写书或出书的念头，只不过是零星回忆一些往事而已，所以全然没有一个整体的构思，闲话太多，较重要的事情却多有遗漏，乃至后来读到成稿时，已经难以重起炉灶，只不过在个别字句上略加修饰，点缀成文。”
《上学记》的执笔文靖，曾是三联书店编辑。2002年入职三联书店前，她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在课堂不止一次听葛兆光先生说应该找一批研究生给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做录音整理，留一份珍贵的史料。受此影响，文婧联系到何兆武，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采访和写作。
文靖回忆，“何先生讲话风趣得很，八十多岁依然像孩子一样满是奇思妙想。平平常常一件事，被他一类比果然显出滑稽，说到兴起自己先忍不住咯咯咯的笑，就算一只路过的蝴蝶也要染上他的快乐”、“谈话中，我能明显感觉到何先生语言的特别之处。他喜欢用数学、用逻辑，以及宇宙的普遍规律为参照，去和人的行为做比较。在这个大参照系下，人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与一只井底的青蛙、好胜的公孔雀并无二致，都是些虚荣，是些小的心机。”
很多人在文章中曾感慨何兆武先生一直住着很小的房子。对此，文婧在《上学记》后记中说，“清华、北大在蓝旗营盖新楼，分给何先生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比他现有的条件好许多，却被他婉言拒绝了，笑说‘年纪大了，嫌麻烦’。”
《上学记》初版责任编辑、三联书店的曾诚告诉北青-北京头条 记者，“这本书初版封面比较素雅，初版起印8000册，2006年夏末面世，最一开始是正常销量。”曾诚告诉记者，《上学记》获得更广泛知名度，也与2006年底央视一档知名谈话节目有关。那档节目，通过年轻读者讲述阅读《上学记》的感受，分享阅读这本书的感受，并邀请何兆武先生等作评委。时任该节目策划张虎迪告诉北青-北京头条记者，节目效果非常好，“何先生当时已经86岁，但头脑很清楚。现场所有人都得到了何老的签名本。大家都很高兴。“
2006年，《上学记》初版时，让文靖遗憾的是，让这部口述自传拖得太久了些，用了将近两年。期间，何先生的二姐去世、夫人去世，他本人因股骨头坏死、心脏病两度住院，一直陪伴他的孙女也出国了。“何先生说：‘从今往后，我得习惯一个人的生活。’”与此同时，他也不忘宽慰友人，“‘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不管你如何奋力、如何着意，还是如何漫不经心，结果都是一样的。名字一边写，一边就随流水消逝了”。
2016 年，该书版权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付如初成为该书责任编辑。之后，人文社推出了《上学记》（增订版），“其实没有做太多的调整，对一些内容作了注释。”付如初说。
借此再版之机，文靖费时半年做了修订，从头到尾梳理一遍。文靖写道，这番修订也让她有所收获。“记得做研究生时上过一门叫‘清代学术概论’的课，当时完全不能理解古人埋首于故纸堆的乐趣，‘为什么不去把握大历史，而在一个个芝麻大的小问题上较劲呢？’其实，真实的人性都在历史的精微处。文献不说话，不会直截了当地摞你眼前，而是需要你去寻找、去发现。这就好比一次寻宝，结果完全不可知，甚至于随着你的深入，可能会得到与印象截然不同的结果，让你大吃一惊。历史学的乐趣正在其中。”
文/北青-北京头条记者 张知依
标签： 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