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司马迁就不是正人君子，而是挟私报复的小人，所以《史记》并不可信，很多人称《史记》是一本“谤书”。
《史记》，饱受批评的一本“谤书”。在唐朝以前，尤其是两汉时期，《史记》在史书中的地位并不高，当时的人们对它的评价是“谤书”。
《后汉书·卷六〇·蔡邕传》：「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西汉末年就受到质疑，扬雄责司马迁“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
东汉初年，诸儒多持此论，东汉史家班固以为《史记》“微文刺讥，贬损当世”。
建武四年（公元28年），范升上书指出“《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后汉书•范升传》）。
东汉明帝曾痛批司马迁诽谤汉武帝。
班彪也认为司马迁不能“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后汉书•班彪传》）。
班固在他的著作《典引》称，永平十七年某日，汉明帝曾在云龙门召见他、傅毅、贾逵、杜矩、展隆及郗萌等人，派个宦官拿了篇司马迁的《秦始皇本纪》，询问他们是否觉得司马迁的史论有不对的地方，班固指司马迁引述贾谊过秦论：“假设子婴有中人之才，秦的社稷还可以保住”，这番话相当有问题
班固《典引》：即召臣入，问：“本闻此论非耶？将见问意开寤耶？”臣具对素闻知状。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洿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
到三国时，谯周批评司马迁“或采俗语百家之书，不专据正经”（《晋书?司马彪传》）
魏明帝曹叡曾批评过司马迁，认为司马迁因为受过宫刑而著《史记》贬损汉武帝，令人痛恨。
可见，《史记》在两汉魏晋之时，人们并不认为它是一本好的史书。
司马迁之所以在《史记》中贬损汉武帝，是因为他为李陵辩护，结果触怒汉武帝，被宫刑。
所以司马家在《史记》对汉武帝进行诽谤。
据说武帝取《孝景本纪》和《今上本纪》阅看，多见讥刺之语，怒而削之。
在《史记·孝武本纪》里，司马迁把汉武帝描写成只知道求仙炼丹，妄想长生不老的昏君。而汉武帝在位其间的种种重大政治措施则一概不提。
我们不能否认汉武帝描写成只知道求仙炼丹，妄想长生不老，因为这也是事实。
但这不是汉武帝的全部，这叫选择性失明！
汉武帝开疆拓土，击败匈奴，开通西域，独尊儒术，创建太学，建立乐府，改革币制，重视农业生产，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君主，但如果只读《史记·孝武本纪》而不读《汉书·武帝纪》，根本看不出汉武帝的丰功伟绩。
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不记的武帝功勋，但却零散的纪录在同时代的其他人的传记中。
读者要全面的读过其他传记，才能从字里行间拼凑出一个武帝的完整形象。而即使是这个形象也是贬多褒少。
而司马迁因为李陵辩护而获罪，对李陵的爷爷李广高度的评价，而对同时代的卫青，霍去病等外戚的战功多加隐瞒。
只要我们稍微懂一些历史都知道，卫青霍去病的战功要远大于李广，而李广多次打败仗，甚至当了匈奴的俘虏，根本不配称之为名将。
但在司马迁笔下，李广成了战功赫赫的名将，名气要远大于卫青霍去病。
黄震在《黄氏日抄》中说：“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
司马迁从技术上将并没有篡改历史，但是他在《史记》中从叙述方式上来说却是一扬一抑，对比鲜明，令读者不由自主的关注司马迁力捧的对象，而忽视真实的历史。
除了汉武帝外，司马迁对刘邦也多加贬损，读《史记》让人觉得刘邦是一个无赖。
可刘邦任人唯贤，受楚帝之命，一路西征，攻城略地，立下灭秦奇功，又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秋毫无犯，请问这能叫无赖吗？
我们不能说《史记》中的记录是错误的，但只记录人物的缺点而不能全面记录一个人，这种春秋笔法实在令人厌恶。
这也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做的事。
司马迁不但生理残疾，更是心理残疾。
其次，《史记》中许多章节的心理描写让后人诟病。《史记·苏秦列传》中：
苏秦闻之而惭，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於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
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求说周显王。
这种叙述方式大有问题。
苏秦自己在书房中自言自语，谁人看到了，谁人听到了？
如果有，那么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司马迁不记录下来。
如果没有，那这是不是叫虚构历史？
周亮工在《尺牍新抄》中表示：“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弟子散，匹马逃生，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既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
后世的《史记》吹们说这种写法叫：《史记》善于描写人物，刻画人物心理活动，用对比、衬托手法强化人物性格。
后世人写刻画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这是历史书还是历史小说？
呵呵。
史料有问题唐朝史学家刘知几说《史记》将寓言、神话、传说当作史料。
“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夫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
综上所述，古代的历史学家并不都是正人君子，他们写的史书并不都是真实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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