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在与景春探讨何为“大丈夫”时，与其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景春认为，能称得上大丈夫的，必然是张仪、公孙衍这样的人物。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景春还反问孟子道：“难不成张仪、公孙衍这样的人物不配被称作大丈夫吗？”
景春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公孙衍和张仪都具备“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本事。这两名大人物若是发起火来，即便是诸侯都要畏惧三分。
面对这种论调，孟子不敢苟同。
他先是指出景春言论中错误的地方，随后再向其阐述自己心目中的大丈夫应符合哪些标准。孟子的开场白一针见血，以反问句回击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样的人，也能叫大丈夫吗？直接否定了景春的观点。
随后，孟子便开始阐述为什么公孙衍和张仪并非大丈夫。当然，在评价的过程中，孟子的说辞还是比较幽默的。孟子站在“礼”的角度，假借女子出嫁时母亲的叮嘱，得出了“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的结论。
在古人的认知中，妻道如臣道。臣子在面对君王时，就像妻子面对丈夫时一样，应该尽可能地顺从。但孟子却提出，顺从也是要讲原则的，而这一原则便是公理和正义。倘若君行不义，那么为人臣子者就应该进行劝谏。相对而言，妻子与丈夫之间亦是如此。
妻子应顺从丈夫，但却不能无条件地顺从丈夫。一旦丈夫的言行举止出现问题，那么妻子就应帮助丈夫进行改正。那些无条件顺从的臣子和妻子，均是太监或小妾之流。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无条件地顺从，单纯以顺从作为根本和原则。这种无条件的顺从，就是没有原则。
所以，孟子口中的“妾妇之道”，说的并不是妇女之道，而是“小妾之道”，亦可指代“宦官之道”。
孟子对景春的调侃虽然轻松幽默，但道理却是相当尖锐的。孟子对张仪、公孙衍这样的人物，可以说是相当鄙夷的。这种盲目的顺从，着实难以称得上是大丈夫。然而，即便孟子对“以顺为正”的做法深恶痛疾，可纵观整个封建史，历朝历代还是这样的臣子居多。
“以顺为正”的“原则”一度成为常态，生生不息。到了今时今日，“一夫一妻多妾”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婚姻中已再不存在“妾妇”，但迎合上位者“以顺为正”的家伙却层出不穷。历史上好不容易出现了包拯、海瑞这样不“以顺为正”的清流，反倒被视作另类。
那么，在孟子的心目中，究竟怎样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大丈夫呢？
这便是名垂千古的那句真理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拥有了泼天富贵之后，依旧能够保持初衷不忘本心，此为大丈夫；在最穷困的时候不会因此而改变志向，背弃道德操守，此为大丈夫；面对强权压迫而不折弯，不会屈从于他人的意志，此为大丈夫。
这番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相当难，所以必须要“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兜了一个大圈子，最后仍是回到孔门儒学所倡导的根本思想中来。
景春与孟子之间的辩论，究竟哪一方比较在理呢？
那便要看我们对“大丈夫”这三个字的定义究竟是什么了。倘若按照传统的儒家思想，大丈夫便是君子，终生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倘若从功利的角度来看，男儿必须要成就一番丰功伟业才能称得上是大丈夫，那么景春的观点便十分在理了。两人辩论的焦点，在于“大丈夫”是否需要符合仁义道德上的原则。
东周时的名家鬼谷子，对“大丈夫”的看法便与景春类似：“小人谋身，君子谋国，大丈夫谋天下。”东汉时的名士太史慈，在论及“大丈夫”时亦有类似的观点：“大丈夫生于乱世，当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无法否认景春的观点是错误的。以辩论的层面而言，孟子与景春所探讨的“大丈夫”概念并不相同。孟子所讲的是“君子”，而景春说的却是“有为”。
参考资料：
【《孟子》、《昭明文选》、《中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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