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姬姓，名旦，西周开国元勋。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言论见于《尚书》之《大诰》、《康诰》、《多士》、《无逸》、《立政》诸篇。
有史学家研究称周公是周朝最早的辅政大臣，亦有学者分析周公亦担任过周朝的国君。不论如何，周公处于西周的统治阶层，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为周朝的前期稳定做出的突出贡献也是值得肯定的。时至今日，周公的一些思想仍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
周公的“保民”思想，堪称儒家思想的源流。这一思想直接启迪了孔、孟，进而催生了“民本”思想。在周公所倡导的德治思想中，“保民”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保民”的先决条件就是“敬德”，二者之间相互依存，在执行德政的过程中缺一不可。
《尚书·五子之歌》是历史上第一部叙述了民本思想的作品，作者从前朝灭亡的历史反思入手，阐述民本的重要性：
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従，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厎灭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
其五曰：“呜乎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
众所周知，夏亡于桀，这个历史上最早的王朝，因无德而失国统。夏朝为后世带来的历史教训便是：“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在探讨商朝灭亡原因时，周公首次提出了“保民”这一治国理念。周公认为，周朝想要将国祚延续下去，就必须汲取前朝的前车之鉴，不能重蹈商朝不重视民本的覆辙，力行“保民”。
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敬德”的基础上的。《尚书·周书》的部分提到，殷商之所以走向灭亡，就是因为不敬德而招致天谴。之所以周能代商，亦是因为先王（文王）曾在发展过程中“敬德”且“明德”，所以才能确立统治地位，取代无德的商朝。想要让周朝的统治地位持续下去，就必须效仿先王，进行“敬德”。
随着时代的发展，周公所提出的治国理念已逐渐不适用于周朝的发展趋势。因此，孟子在“保民”的基础上，突出了仁政、王道的理论。所谓仁政的政治体现，就是与民休息，“省刑罚，薄税敛”。与周公相同，孟子亦在前朝的灭亡教训中汲取到经验，提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
除此之外，孟子还总结了夏商周三代得天下的原因，认为：大禹、成汤、文王都是因为仁政而取得天下，而桀纣皆是因为不仁而失天下。在孟子的论述中我们能够看到，“仁政”的概念比“德政”更加宽泛，但是，其本质仍是“保民”。
《寡人之于国也》里明确提到：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在孟子眼中，那些能够取得天下的统治者，所施行的王道皆是仁政。不同于周公的德政，孟子的仁政中还带有民贵君轻的主张，这是孟子思想中较有特色的地方。
孟子表示：
身为君主的统治者必须重视百姓，土地、人民和政事是君主治国的“三宝”。倘若，君主犯了大过错，臣子可以谏言，倘若，君主不听谏言则臣子有权力逼其易位。至于像桀纣一样的无道昏君，普天之下人人得而诛之。
同时，孟子还认为：
以暴力手段兼并土地是下下之策，应该在自己的统治区域施行仁政，争取民心皈依，不战而胜。只要足够仁义，既能“仁者无敌”。
在价值观方面，孟子的思想亦十分独特。
孟子主张“舍生取义”：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认为：
礼义是约束人类行为的根本，绝不可因为优越的物质条件背弃做人之本。在面临生命与礼义的抉择时，亦要选择后者。所以“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那么，为什么孟子思想不受后世统治者待见呢？
关键就在于孟子提倡民本的同时，还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将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二位，九五之尊反而屈居二者之后。
在现代人看来，孟子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领导人应该以爱护人民为根本，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这种思想无疑有僭越之嫌，且颇为僭越。
封建统治者往往以王权神授的旗号统治万民，进行集权统治。既是集权，自然不会容忍人民拥有推翻政权的权力。
正因如此，《汉书》才将《孟子》放在诸子略中，将其当做子书，并未将《孟子》提高到足以与《论语》等名著对等的高度上。
据说，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孟子》还被朱元璋进行了大量删减，想来多半是“民本思想”触了专制者的霉头所致。
参考资料：
【《尚书·五子之歌》、《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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