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府君祭：中国道教对古日本信仰之影响
相较于日本对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受容与认可，中国道教思想是否曾对日本文化产生较大影响的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焦点。虽然日本学者对道教的研究颇多，成果亦颇丰，但其主旨多是通过道教研究来认知中国文化，鲜有以道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为切入点的有力论证。部分日本学者否认道教信仰对日本古文化的诸多影响。例如，福井文雅在其编著的《道教事典》中不仅否定道教对日本古代文化的影响，甚至直接否认道教曾传入日本。日本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认为，虽然中国道教的部分知识传入了日本，但没有在日本人的生活世界产生影响并形成信仰。笔者则试图通过对泰山府君祭的道教属性的解读，探讨道教思想对古日本文化的影响。
祭文具备道教属性
“泰山府君”是泰山神之一，其称谓始见于东晋《搜神记》，最初源于人们的自然崇拜，后作为道教神仙信仰的形式存在。在中国，泰山府君称谓历经多次变更，魏晋时期为“泰山府君”，唐代为“天齐王”，宋代为“东岳大帝”，明清时期为“碧霞元君”。东汉时期已有“魂归泰山”之说，魏晋年间，泰山府君被认为是主管地府、治理鬼魂之神。泰山府君信仰传入日本后，其被信众当作具有掌管生死与荣辱法力之神。该信仰后与佛教融合后，泰山府君被认为是阎魔王的侍者。从平安朝到明治时期的近千年时间内，关于日本天皇、上层贵族和武士的泰山府君祭祀的记载共有400余次，由此可见泰山府君在古日本信仰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泰山府君祭的“都状”是施祭者向诸神表达祭祀、祈愿目的的路径之一。与日本佛教中的“愿文”及神道教中的“祓词”形式相通，均为祭文的异称。祭文在祭祀者内心具有通神性，故其内容表述真实可靠。相较于通过经后人编撰、流变的书籍来考证日本泰山府君信仰，都状无疑更能直接、客观地反映祭祀者的真实诉求与信仰。天皇与贵族施祭的泰山府君都状中，多次出现“息灾延命”“长生久视”“保万福于百年之间”等道教思想祷词。例如，位居官阶正四位右大辨的藤原伊房，为救治重病爱女而祭祀泰山府君的祭文中有“三壶闻名，宁觅仙药于蓬岛之月”一句，与道教经典《抱朴子内篇》中的“丹药”思想如出一辙；藤原实行在祈求高升的祭文中有“藐姑射之春华，唯喜德馨之及家园”，其中的“藐姑射山”出典于道家经文《庄子·逍遥游》，本意指远方有神人居住的仙山，在祭文中则喻指太上皇的御所，并借此祝愿太上皇能够像神仙一样长寿。由此可见，泰山府君祭祀目的多与道教中的消灾祛病、长生不死等信仰相关，异于佛教的涅槃灭度。此外，泰山府君都状采用“黄纸朱书”的写作形式，与道教上章时使用的“黄表”形式类同。
祭祀神灵多为道教神仙
泰山府君祭主要祭祀十二座冥道神，即“泰山府君”“阎罗天子”“五道大神”“天官”“地官”“水官”“司命”“司禄”“本命”“同路将军”“土地灵祇”“家亲文人”。日本学界普遍认为以上诸神源自佛教的“十王信仰”。
然而，笔者经考证后认为，此十二冥神多出自中国的民间信仰，与道教之神同源。例如，“天官”“地官”“水官”合称“三官大帝”，为道教斋醮仪式中不可或缺的解厄除灾之神灵；中国道教协会 道教之音王静 “司命”为《北斗经》《太平经》与《云笈七签》等道书中掌管人的生命之神；“司禄”源于民间信仰的文昌帝君、梓潼神，在道教思想影响下转变为掌握功名利禄之神灵。“本命”神源于中国民间的“求顺星”，后道教将其发展为“六十甲子”“六十元辰”之信仰，且设“本命醮”祭祀本命神，其在早期道教典籍《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中被视为支配人的命运之神。“家亲文人”属传抄中的笔误，应为“家亲丈人”，是道教与中国民间信仰融合后产生的一种祖先崇拜形式。此外，从日本平安后期阴阳师主持的四十余种阴阳道祭祀的名称（如天曹地府祭、本命祭、招魂祭、太阴祭、土公祭等）来看，所祭祀神灵也多为中国的道教神仙。故而，某些日本学者把十二座冥道神归于佛教之神确有不当之处。
祭祀与章醮相似
日本泰山府君祭祀的行使者为阴阳师，而道教章醮的执行人一般为“高功”，二者虽有各自特点，但阴阳师与道教高功在职司上具有重叠之处。从事祭祀的阴阳师虽没有“道观”，但其归由政府主导的阴阳寮机构管辖，二者均在团体组织下行使宗教事宜。阴阳师除了负责祭祀，还掌管着漏刻、天文等技术，其职责范围与早期道教高功相近。东京博物馆所藏《不动利益缘起绘卷》（14世纪）中的一幅图描述了泰山府君祭祀场景：穿着官服的阴阳师席地而坐诵读着都状，其旁边燃着一堆柴火，正对面摆放着长条供桌，桌上摆着用纸扎成的“银钱”“白绢”等贡品，桌子前上沿粘着画有“鞍马”“勇奴”等的纸符。整个祭祀场景与《隋书·经籍志》记载的道教章醮仪式类似，“并具贽币，烧香陈读。云奏上天曹，请为除厄，谓之上章。夜中，于星辰之下，陈设酒脯饼饵币物，历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为书如上章仪以奏之，名之为醮”。泰山府君祭祀时间多为“月星见，天与善谓哉”，与道教章醮时间“夜中，于星辰之下”亦相似。
由此可鉴，泰山府君祭祀的都状内容、神仙思想、祭祀过程等均蕴含着浓郁的道教文化印迹。据此可推测，至少在日本平安朝时期道教思想已开始影响天皇和贵族的个人生活，并证实了在平安时期，中国道教信仰对日本文化确有浸染之处。
历史上，日本常参照周边强盛国家文化来发展自身文化，古代中国曾对日本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随着近代中国的衰落与西方列强的崛起，日本学习的目光由中国转向了欧美。尤其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放弃儒教精神，脱离中国思想，吸收学习西方文明”的“脱亚”思想盛行。受此思想的影响，日本学者对诸多历史文化遗产采取了规避中国化的倾向，在思想史研究方面，更是尽量剔除道教文化的影响。诚然，日本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不乏创新，但也应尊重历史上的文化传播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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