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乱”是“五胡乱华”的直接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汉人政权向来人多地广，物产丰富，生产力遥遥领先，只要自己不出乱子，就算有强大的外敌，也很难占便宜。
两晋时代为什么会出现“五胡乱华”的情况呢，说来话长。
所谓“五胡”，指的是匈奴、鲜卑、氐、羌、羯五个胡族。自两汉以来，中原汉人势力强盛，频频征服周边民族，这些被征服的民族，与汉人杂居于缘边诸郡，与汉政权的关系错综复杂。两汉一直奉行以夷制夷的策略，在对外战争中倚重于骁勇善战的胡人武装，比如西北的羌胡骑兵，北方的鲜卑骑兵、乌桓骑兵。然而，胡人武装是一柄双刃剑，握得好时可以是对付敌人的利器，握不好时反而会伤了自己。
两汉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扩张性的王朝，扩张带来的一个消极影响就是民族问题复杂化。当缘边诸郡华夷杂居，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习性，加上民族间的不信任、猜忌、提防心等等，使得民族问题变得尖锐难解。
历史的发展是有因果的，偶然的事件固然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但改变不了大趋势。西晋“八王之乱”直接导致华夏衰弱，夷族兴起，然究其本末，深层原因可上溯到汉末三国时代。汉末三国，天下混战，数十年兵灾，全国人口锐减三分之二以上，汉人数量急剧下降，缘边诸郡，胡人占人口比重远超汉代。作为游牧民族，胡人骁勇强悍，一旦与中央朝廷对抗，势必成为大患。
晋朝开国后，侍御史郭钦鉴于汉魏以来，羌、匈奴、鲜卑降者多居住于塞内，与汉人杂处，习俗不同，屡生变乱，便上书请求把少数民族迁往边地。他向皇帝陈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他建议，把内地汉人迁往西北诸郡以增加人口比重，同时 “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 “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此万世之长策也。”
可惜的是，郭钦的上书并未引起晋武帝的重视，此时晋国统一天下，四夷归服，皇帝还真不把胡人势力的兴起当回事。然而，事实证明郭钦绝非杞人忧天，而是远见卓识。晋武帝去世后，西北开始动荡不安。
惠帝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匈奴酋豪郝元度叛反，秦州、雍州氐、羌纷起响应，推氐帅齐万年为领袖，后立为皇帝，拥众七万，公然与朝廷分庭抗礼。
氐是古代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部在西部。氐与羌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史书上常合称为“氐羌”。晋初氐帅齐万年自立为帝，可称为氐族势力发展之一里程碑事件。虽然齐万年起兵三年后，为孟观所擒杀，然氐人之兴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倘若西晋不爆发内乱，胡患不致于迅速暴发。可惜的是，晋国的公子哥们为争权夺利，大打出手，遂演变为中国历史上最血腥残忍之“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在公元300年至306年之达到高潮，司马氏诸王血腥相屠，城头变换大王旗，中国大地血流成河，晋国朝廷形同虚设。华夏之势力，就此衰弱，胡族之势力，乘势而崛起。
在此背景下，刘渊建立匈奴人之政权“汉”，李雄建立氐人之政权“大成”，成为与晋政权抗衡的割据势力。随着晋政权在北方军事上的一连串挫败，汉人丧失北方的统治权，于是北方进入了一个“五胡”轮番崛起的时期，进入了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台的“五胡乱华”大分裂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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