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是指西晋末年在中国内地相继崛起的匈奴、鲜卑、羯族、氐族、羌族，并特指他们建立的一系列政权。
五胡的统治（包括局部统治）是怎么结束的？
首先，是汉族的复兴和反抗。
在十六国前期，北方刘琨、王浚等藩镇仍在，司马保、陈安等西北汉族势力此起彼伏，河西凉州张氏则持续抵抗了几十年之久，南方的东晋在北方南下汉族和当地人支持下也顽强抵抗，保全了东南半壁，甚至多次反攻，河西张氏虽然被前秦攻灭，但末代主张天锡趁乱南投东晋，其儿子张大豫曾在淝水之战后力图再起，此后也有陇西李氏、河西段氏等相继崛起。东晋在祖逖、桓温、桓冲、谢安、谢玄、刘裕等的主持下多次北伐西征，先后攻灭过巴氐人的成汉、鲜卑人的南燕、羌人的后秦等，几次将势力范围恢复到黄河流域，东晋之后，宋、齐、梁、陈四个汉族政权先后崛起，虽然在和北方抗衡中日渐不利，但仍然保住了汉族的半壁江山，撑到了北方汉族恢复统治的一刻。在北方，隋朝皇族的弘农杨氏、唐朝皇族的陇西李氏虽然血统多少有疑问，但以汉族复兴者、保护者自居，最终夺回了舆论主导权，结束了五胡主导北方的几百年乱局。
其次，是部分少数族裔的自我弱化。
十六国前期大小少数民族政权都实行胡汉分治，即以类似汉魏的官僚体制管理汉人，以类似匈奴的单于台体制管理本族人，并且赋予本族人以各种特权。部分少数民族政权在前期就试图改变这一体制，以图建立能混一各族、为汉人和其它民族接受的“正统政权”，如前秦苻坚就曾任命汉人王猛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竭力淡化民族意识，甚至将自己所属的氐族分散到各处，但他未能审时度势，轻视了南方东晋的生命力、汉人的反抗意识，尤其被征服的鲜卑、匈奴、羌等民族的反弹，结果淝水之战失败后迅速丧失了政权的号召力、凝聚力和生命力，最终被淹没在又一次民族混战时代的滚滚浊流中。北魏崛起后孝武帝拓跋珪意识到凭借落后的鲜卑（北魏皇族还是鲜卑中文化相对落后的拓跋氏）文化难以统治庞大、复杂、人口众多的中原，就不惜以“强制性全面汉化”为代价，试图让鲜卑族和北魏全面“正统化”，尽管他的改革事与愿违，导致鲜卑族和北魏不到百年便同归于尽，继之而起的西魏、北周将之当作教训，一度逆向实行鲜卑化（孝文帝连国姓都从拓跋改成汉式的元，鲜卑贵族的姓氏也都汉化，风俗习惯甚至祖坟都要汉化，西魏则反过来将皇帝姓氏改回拓跋，还强行恢复三十六国、九十九姓等鲜卑旧制，甚至让汉族文武也改鲜卑姓氏，如杨氏和李氏就分别改为普六茹氏和大野氏），原本由胡化汉人建立的北齐，也一度将“沾染汉儿习气”视作洪水猛兽，但这股逆流很快就因不合时宜而走入死胡同，北周取代西魏后很快“托古改制”，模仿起了周礼，即便没有后来的杨氏篡立，北周君臣也开始重新汉化（皇帝改服汉魏衣冠）。尽管实施汉化的少数民族政权不多，却都是强国、大国（因为自认为有望一统天下才会考虑汉化以争取人心的问题，弱势政权，如河西鲜卑突发氏，就在重臣安国将军𨱎勿仑的劝说下不建城池，竭力保持“旧俗”以免成为强敌的靶子），因此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五胡时代是被“五胡”自己帮助推翻的，尤其鲜卑宇文氏和慕容氏曲折的汉化，为此后隋唐的复兴扫清了道路。
第三，则是“五胡”的自相残杀。
“五胡”许多政权破坏性极大，在给中原汉族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同时，也互相残酷杀戮。如前期羯族令消灭西晋最后两个皇帝的匈奴汉（前赵）势力毁灭殆尽，让北方鲜卑望族段氏凋零殆尽，而他们又被在东北崛起的鲜卑慕容氏趁冉闵之乱扫净，成为五胡中灭绝最彻底的一族；氐族在和匈奴、羌和鲜卑的血战中相互削弱，最终令羌族在这一时期唯一的国家后秦和鲜卑族的南燕被南方汉族政权消灭，自己也衰落灭亡；鲜卑族拓跋氏消灭了中后期北方几乎所有割据政权（包括少数民族政权），自己又在汉化相对滞后的六镇杂胡掀起的兵变中分崩离析，而“六镇杂胡”很快沦为新一批割据者的打手、炮灰，和十六国-南北朝时代同归于尽。可以说，“五胡”的自相残杀虽然加剧了社会灾难，却也在客观上让这个黑暗的时代更早结束。
顺便提一句，“五胡”作为民族尚有一个绵延至今（羌族，现代羌族是当年羌族部分苗裔的后代），而作为政权的“五胡国家”，也有一个存续到“五胡乱华”时代之后：鲜卑慕容氏（和前燕、后燕、南燕、西燕同源）建立的吐谷浑，正式建国为东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直到公元663年（唐高宗龙朔三年）才被吐蕃吞并，此时不但“五胡乱华”时代早已结束，连取而代之并一统天下的隋朝都早已成为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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