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认为中国原始道教起源于后汉的五斗米道或天师道，这是不确切的。“道”作为哲学的概念，起源于“天道”，即天体运行的轨道。中国古代哲学与天文学有直接和密切的联系，所以古代哲人首先正是从天文轨道的周期性、秩序性、可重复性上认识了宇宙万物现象之内存在着秩序和组织的理念。在表面的无序之下，存在着秩序和组织的超级理性。这种理性，就被古人归纳为“天道”和“道”的概念。道教的真义是天道教，即天文道教。它的宗主神玉皇是主持北斗的天神，即天玑玉衡星座中的玉衡(皇)星。所谓玉皇大帝，即北极星和北斗星君。道教起源于上古崇拜太阳和北斗的天文学。道家、道教，都是起源于对天道的观察与研究。（日本的国家宗教起源也在于此。日本神道教是中国上古天道教的次生变种）
老子所说的道，乃是天道，是一种大周期性。春秋时代短短二百四十年间，大小战争二百九十七次，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一。无数世家公侯或陵夷废灭，或降在皂隶。而昔日的贱臣庶人，却纷纷登上政治权力的角逐舞台。一切传统的典章制度，都在动摇看、颠倒着、扫荡着。生活于春秋那样一个变动的时代，老子对于历史辩证法的这种否定运动是有着深刻认识的。他认为自然和社会中存在着建立在这种周期性基础之上的自然秩序。这个周期性的核心原则就是由正态向相反状态转化--“反者，道之动。”
如果说，老子以物之必反来概括时代的运动乃是深刻的。那么，他以为可以以反求正以无为达有大，以不变之术来抗拒宇宙历史必变之流，则是貌似机智而实则愚蠢的。老子没有认识到，在历史的辩证否定中，同时发生着社会形态的更新即肯定运动。新的，更高级的社会文明正孕育在旧文明的破坏中。他所看到的只是旧事物、旧制度的崩溃灭亡，却看不到新的社会组织、新生活的强大萌芽。这也正是老子对人生、对历史采取那种极为悲观、消极、无为观点的原因。
这种消极的道家伦理在认识论上发展到彻底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在价值论上则是彻底否定生存的责任和意义。不是使人敢于面对历史，面对社会的挑战，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而是使人缩入个体生存的蜗壳，以个人的生存得失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因此后期道家实际是一种十分自私的苟生哲学。老子这种无为哲学的消极面，后来与儒家哲学中那种重等级，明尊卑、贵古贱新的哲学相结合，遂成为维系两千年停滞的中国封建制度的两大精神枷锁。
儒家是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派。孔子一生著述并不多，只有一部语录体的《论语》。但为什么后来竟有那样大的名望呢？孔子之所以伟大，并非由于他自己的著述（他说自己只是“述而不作”），而在于整理和保存了上古的五大经典：易经、尚书、礼乐、诗经、春秋。这五大经典代表了上古学术的五大传统：“易经”是天道阴阳之学、“尚书”是政治典章，“礼”书是礼乐制度，“诗经”是文学艺术，“春秋”是历史。这些书在孔子的时代，其意义已经暗昧。华夏上古以来流传有序的宗教、文物、典章、制度即文化传统，在社会动乱和战乱中，面临崩溃和毁灭。而孔子则是自觉和自为地承担起继承和挽救这一伟大文化传统的使命。孔子把中国古代的礼乐典章，通过这五部典籍的讲述解说而传授于弟子，而他的弟子又一代一代地传习下去，甚至秦始皇焚书坑儒，都不能使这一学术的传承系统中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说，如果没有孔子与儒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不可能保持夏商周以下5000年一而贯之的伟大传统，保持一种举世无双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文革”期间，“四人帮”史学将百家学派简化为儒法两家，虚构了一个儒法斗争贯穿全部中国史的伪史体系。就其本源来说，儒法两家非但不相对立，而且共出于一源，其学说最初都是来自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孔子死后，孟、荀二派，在战国末世，乃成为儒学中并立的两大流派。子思和孟子一派儒学，一方面仍坚持孔子的礼制思想，另一方面又提出外仁内圣之学，即人格主义的儒学。唐宋以后演变为孔、韩、程、朱之理学。而荀子之学，则源于子张和子夏，主要是外王之学，亦即用权与法术之学。战国中后期的法家一派，实际主要来自子夏学派。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晚年讲学于魏国之西河，在这里建立了子夏学派。这个学派就是法家之祖，其门生首先是魏文侯。《史记》说：“文侯受子夏经艺”。其弟子中包括李悝、段干木、田子方、吴起等著名法家。
如何看待人性，是所有哲学和宗教中最核心的几个问题之一。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所以用仁义来支撑世界。法家认为人性本恶，所以用法律来架构世界。然而儒家的仁爱世界始终是乌托邦式的设想，几乎所有的儒家都无法打通从理想到实践的道路，因为这条道路总是受到人性中邪恶因素的威胁。虽然儒家在现实世界少有成功的时候，但他们的存在是中国人心中的圣光，一旦爬过风雨如晦的黑暗时刻，儒家的曙光就会出现在历史的天空上，当然了这里的儒家不是后来被皇权阉割了的儒家，而是诞生于乱世的原汁原味的儒家。理想国、乌托邦、太阳城从来不曾有过，但它们仍然值得全人类尊重。如果没有它们，人类的生存状态将不堪设想。它们是人类心目中最原始、最天真的梦想。
法家对待人性丝毫不存幻想，他们宁可将人看成是罪恶的集合体。贪婪和恐惧是他们的本能，趋利避害是他们的天性。社会之所以没有被罪恶吞没，完全是由于罪恶的人们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不得不达成某种契约。这种对人性绝望的人生哲学使得法家的思想严酷而尖锐，深刻而无情，具有一种令人畏惧又无法逃避的力量。对于任何一位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士来说，你可以责骂它、憎恨它、鄙视它，但你不得不承认如果要对付这个操蛋的世界，它是最有效的武器。所以圣人总是为了消灭法家而不得不使用法家，虚伪的政客总是表面上不屑于运用法家而实际上抓着不放。
后世统治者表面上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儒、法、道杂用（后来还加上佛）。这些学派也为统治者利用而走上了末路。儒家与儒教并不相同。儒家是私学，不是主流文化。是学术，而不是宗教。儒教则是宗教，也是官学。既是国家的宗教（以神道设教），也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儒教有两个发展阶段，在夏商周，是敬祖事天的原始儒教。在汉武帝以后，是敬祖事天尊孔的国家宗教。在这种国家宗教中，孔子由一位学者、思想家而被教主化、神圣化了。（百韬网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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