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身在复兴岛的蒋介石托人带信给黄金荣，劝他去香港或者台湾，“以免遭遇不测”。但是黄金荣最后却选择了哪里也不去，就在上海待着。他为何最终作出这种选择呢？应该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黄金荣不愿意离开上海
黄金荣在上海滩打拼了半辈子，成为三大亨之一，后来虽然风头被杜月笙取代，但黄金荣攒下了不少产业。比如黄金荣住的三层洋房，有几十个房间，离开了上海，这栋洋房就没了。还有他经营的大世界，那可是当时上海最大、最有名的游乐场，每天接纳游客2万人次，是黄金荣最主要的经济来源。黄金荣非常看重大世界，据说他临死前感叹：“我的一生，都风扫落叶去了，留下的只有这个大世界了。”另外还有黄金大戏院等，每个月都能提供不菲的收入，供他开销。要是去了香港，这些收入可就都没了。
除了产业之外，黄金荣的生活习惯也让他不愿意离开上海。他的生活习惯就是享受三件套，所谓三件套就是：抽大烟、搓麻将、泡澡堂。黄金荣在家里藏了大量鸦片，据说足够他下半辈子吸食。黄金荣的邻居都是他的门徒、老友，这些人天天陪黄金荣搓麻将，很容易就能凑齐麻友。另外，他天天要泡澡堂。据说杜月笙拉他一起去香港的时候，黄金荣说：“假使我去了香港，头一样，差馆里发现我抽大烟要捉。第二样，你叫我去哪里去找碰铜棋（麻将）的搭子？第三样，香港有没有澡堂？能不能容我这八十多岁的人每天去泡趟浴，这些都是问题。”
此外，黄金荣觉得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当时黄金荣已经80多岁，体弱多病，他并不怕死在香港，而是怕半路上死了，也就是所谓的死在海上，那个年代的人对于死在什么地方还是非常看重的，最不愿意的就是死在路上，因为这意味着变成了孤魂野鬼。
二、黄金荣不敢去香港或者台湾
黄金荣跟蒋介石有过师徒关系，蒋介石后来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黄金荣很识相的将门生帖子还给了蒋介石。不过后来每逢黄金荣生日，蒋介石还是会派人送点贺礼。而1947年，黄金荣的80大寿，蒋介石居然亲自到场，还给黄金荣磕了三个头，令人大为意外。但这并不能说明两人的关系非常好，反而恰恰是关系出现裂缝的体现。两人关系之所以出现裂隙，主要是因为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夜壶论。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还都南京。当时南京在汪伪统治下一片乌烟瘴气，尤其是鸦片烟馆林立，贩毒猖獗。蒋介石为了将南京打造成首善之区，决心彻底禁毒，打击那些毒贩。禁毒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但是突然搞不下去了，因为碰到了一个钉子缪凤池。缪凤池是南京当地的帮会老大，手下徒子徒孙有几千人，他开赌局、卖毒品，势力极大，跟当时南京的那些高官关系很密切，而且抗战后他还有一个身份，他加入了中统，还是个组长。抗战期间，缪凤池投靠日伪，但另外一边却继续跟杜月笙保持着关系，他曾经帮助杜月笙当时了全国帮会总龙头的位置。抗战后，杜月笙出面保了缪凤池。因此，禁毒运动到缪凤池这里就停下来了。蒋介石知道禁毒因为缪凤池停了下来，非常愤怒，在自己的面子和杜月笙的人情之间，蒋介石当然选择了自己的面子。蒋介石当时说了一句话，“上海之闻人，民国之夜壶”。这句话后来通过陈布雷传给了杜月笙和黄金荣，算是一种敲打。杜月笙和黄金荣当然也清楚自己斗不过蒋介石，不过很快，蒋介石就因为专心内战不管这两个夜壶了，杜月笙和黄金荣喘了一口气，但是二人内心对蒋介石也不再信任和期待。
第二件事是毒参事件。1946年春，黄金荣的弟子送给他一颗长白山野山参，这颗野山参据说有700多岁。虽然老蒋把黄金荣视为夜壶，但黄金荣可不敢乱来。他派亲信赵九高将人参送给了蒋介石。可没想到这赵九高是杀手王王亚樵的旧日心腹，王亚樵死后，他易容乔装，跟了黄金荣。赵九高一直想为王亚樵复仇，就在人参里注射了毒药，风干后再送给了蒋介石。
本来蒋介石并不稀罕这野山参，但毕竟是黄金荣送来的，他虽然视他们为夜壶，但是该拉拢还是要拉拢的，就让医师将人参切片准备服用。医师切开人参后，发现不太对劲，检查发现人参被注射了毒药，赶紧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当然想不到是王亚樵的部下要杀他，他的第一反应是黄金荣要杀他，而且联想到了李宗仁似乎在拉拢黄金荣，而李宗仁是蒋介石的党内第一大政敌。蒋介石立即指令毛人凤去监视李宗仁和黄金荣的来往。
不过这毛人凤跟黄金荣关系也很密切，他不太相信黄金荣会害蒋介石，就想了个办法，让黄金荣知道了这件事。黄金荣知道后那个怕呀，亲自押着赵九高去南京。到了南京，这个赵九高觉得黄金荣待自己不薄，自己不能不“讲义气”，就招供了。赵九高当然就被处决了，不过临死前，赵九高希望黄金荣看在师徒的情分上，在周年忌日时，来自己坟头烧点纸钱。蒋介石这时候玩了一出把戏，把赵九高的尸体埋在了南京城外，还立了个墓碑，他就想看黄金荣会不会过来烧纸。
很快就到了周年忌日，这件事让黄金荣很为难，黄金荣毕竟是混江湖的，如果不去烧纸，那以后在江湖上还怎么混，他手下那么多徒子徒孙会怎么看他。但是要是去了，蒋介石会怎么想呢？黄金荣后来无奈之下，悄悄的去烧了纸钱。蒋介石当然马上就知道了，他特意发了一封慰问电，对黄金荣的做法表示理解。黄金荣受到电文之后，内心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怕呀，哪里还管他是不是真的理解。
这种恐惧和不信任，使得黄金荣不敢去台湾，也不敢去香港。
三、黄金荣不需要离开上海
上海解放前夕，我党有明确方针：上海的帮会人物，只要他们不捣乱，不干扰解放后的社会治安，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周恩来说过“努力使上海不乱”。上海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曾经接到要稳定帮会头目的指令，他专门找到黄金荣，跟他说：“他们说，只要你以后跟党走，可以既往不咎。”
黄金荣一开始觉得这话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后来章士钊的夫人带来口信：只要拥护党，不再和人民为敌，我们一定都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黄金荣留在上海，不要听信谣言，不要轻举妄动。
上海解放初，黄金荣确实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市民涌到黄金荣家门口，要批斗他。市政府也收到了大量控诉信和检举信，要求政府惩办黄金荣。当时的市政府找到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不咎的政策，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1951年5月，黄金荣呈交了悔过书，但没想到引来了一片杀黄的呼声。于是，后来报上又出现了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口扫地的照片。
1953年10月，黄金荣病发身亡，在不安中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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