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首都最终定在南京。定都南京并不是孙中事先想好的，而是一个复杂的选择过程。1897年5月，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就提到了建都问题，当时他持“一都四京”的说法，即武汉（都）、西京（重庆）、东京（江宁）、广州（南京）、顺天（北京）。
到了1902年，孙中山再次提到了建都问题。这一次孙中山考虑的更为详细，他提出的“一都四京”是这样考虑的，“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1906年，国民党元老张继也说，“民元前六年，本人在新加坡，亲闻总理云：‘统一十八省之后，可都南京；统一满、蒙、回、藏之后，可都兰州；但要扶持亚洲各弱小民族独立，则非都新疆疏勒不可。”
在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在选择起义地点时，他将武昌、南京一视同仁。那么，孙中山为何最终选择了定都南京呢？孙中山有一种观点，就是都城最好在运河旁边，如果是产粮区，就是最好的选择，南京和武汉都满足，“如南京、汉口等处，择而都之，以便办理交涉及各省往来之程。”
如果以笔者来看，当时定都武汉也是可以的，要知道北有俄国日本虎踞，东南在英法势力。武昌起义后，局势发展的比孙中山预计得要快，各省纷纷响应。可武昌很快遭到清军的反扑，不久汉阳失守，武昌也吃紧，就在此时传来了江浙联军攻克南京的消息。
这个消息让各地起义军为之一振，各省代表在武昌开会后作出决定，将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同时决定各省代表会议要迁到南京召开。1912年2月清帝退位，孙中山辞掉临时大总统后，定都问题再次成为南北双方的焦点。
孙中山在辞职咨文里就附带了一个条件，“临时民国政府应设在南京，南京是民国政府的首都，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这个条件是孙中山一再坚持的，不可妥协。按照孙中山的想法，袁世凯必须来南京就任大总统一职，到这里南京是中华民国首都的首选之地。
这个暗示非常明显，如果你袁世凯不来南京，我孙中山就不交权。但是，并不是所有人跟孙中山想法一样，比如章太炎就不赞成，他在《致南京参议院论建都书》，提出建都北京的主张，宋教仁也是这样的观点。
就在孙中山和袁世凯就建都问题激烈争论时，靠边站的黎元洪势力集团也不甘寂寞，要把首都定在武昌。2月27日，黎元洪在《上大总统并各机关》书中说：“夫欲为民国谋统一，规久远，则临时政府自应地形险要，交通便利，能管全国枢纽为适当之地点。居中驭远，莫若武昌，有识者类能言之。既足涤三百年旧染之污，亦可群亿万世奠安之局，折衷定策，莫此为宜。如蒙允诺，即请从速组织临时政府规划一切，以开辟武汉建筑新都。洪虽不敏，愿基其成。”
对于黎元洪的建议，孙中山和袁世凯都反对。袁世凯始终不愿意定都南京，想尽办法反对孙中山。到了这个地步，孙中山已经放弃了曾经的“一都四京”，把定都南京作为定都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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